作者简介：马俊峰(1954- )，男，山西稷山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文化教育发展甚至国家发展道路选择，都具有密切关系。为适应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必须转变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创新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

　　关 键 词：意识形态；依法治国；价值观念；创新能力

　　意识形态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尤其如此。我们的文化发展问题、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问题、教育发展问题，甚至国家发展道路问题，都与如何理解和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在一起。而在如何正确地理解意识形态，如何正确地处理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上，我们是走过很大弯路有过沉痛教训的，但这方面的反思和清理又很不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禁区”，这本身就是很有问题的。我们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要有创新，一些重要的观念需要转变，否则，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和管理就难以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实践需要。

　　一、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我们党对意识形态问题历来都是非常重视的。毛泽东曾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所谓“两杆子”，即“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要靠这“两杆子”。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与经济领域全面消灭私有制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也全面掌控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影剧团(院)、出版社等各种宣传舆论工具和机构，各级各类学校、研究院所和各种协会全都作为国家“事业单位”而存在，即所谓“占领”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切阵地，并通过不断的思想运动的方式批判、清除一切被认为是非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同时并举，以政权的力量强制性地灌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确实，我们在普及和改善教育、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在移风易俗、破除迷信和各种陈腐观念，在提高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社会地位和主人公自豪感，将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的观念灌输到每个群众的头脑中，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在共产党周围、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等等，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非常了不得的成绩，对于改变旧中国人民大众在组织上一盘散沙、思想上愚昧无知的局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动员和组织动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世界上其他一些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巴西等国相比，我们的这种优势是非常巨大的。直到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享受着这种优势的“红利”。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也有很多问题，走过弯路，甚至可以说犯过严重的错误。

　　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有这么一段话，“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我们曾经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以为单凭主观愿望，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我们还曾经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或者只适合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东西，被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被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由此而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体制，以及同这种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教训启示我们，清醒地认识基本国情，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极端重要的问题。”[2]实际上，这种“急于求成，盲目求纯”，不单是经济体制和经济建设方面，也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甚至可以说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表现或一种结果。在意识形态领域盲目求纯，就表现为只能有一种观点一种声音，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把思想统一到这一种观点上来，与此不同的就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一方面提倡“百家争鸣”，另一方面又认为归根结底是两家，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不同于我们这种观点的就是资产阶级观点。我们后来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主要理由是说误判了社会主要矛盾，但其更深层的问题更带有根本性的错误是以思想观念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这也才是阶级斗争能够不断扩大化的主要原因。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都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我们没有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研究中国的实际，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于中国所处历史阶段的认识是不清醒的，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理解是不清楚的。这个不清醒、不清楚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把一些不是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来坚持来固守，把一些不属于和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来反对，将之贯彻到文化发展、学校教育、理论宣传和学术研究各个方面，将之作为一个政治立场问题、一条政治标准来要求，只能照办，不许讨论和争论。结果就是教条主义、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权力决定真理，连许多属于常识性的东西都给颠倒了。及至“文革”，更是荒唐透顶，各级组织和规章制度全面瘫痪，“最高指示”变成了“圣旨”，“两报一刊”文章成为指导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是区分是非对错的标准。教条主义加政治高压，严重地禁锢着人们的思维，毒化着各级各类教育，极大地窒息了中华民族的创造能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们党拨乱反正，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始了伟大的改革开放运动，使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现代化的复兴之路。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还经常受到“左”的和右的思想的干扰，有时甚至严重到使改革开放的航船偏离正确航线的程度，在这方面仍然是有很深刻的教训值得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