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剥削关系而不是统治权力的角度来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这本身就已经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上才可能得出的结果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维度来说，剥削及其内在机理是一种基础性的理论层次，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在这一理论层次上也的确展开过非常精彩的理论耕耘。但列宁之后，西方学界的不少学者便不太乐意从剥削的角度来谈论资本主义了，这种倾向自二战之后变得愈发强劲。且不说像米歇尔•阿格里塔、杰•阿瑞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色彩不浓的学者，即使是像保罗•斯威齐这样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的学者，实际上也不自觉地放弃了剥削的线索，转向了对经济剩余等问题的解读。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学者都是有意识地放弃剥削的线索的，譬如，保罗•斯威齐在他与保罗•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中就明确地说：“我们特别意识到，象我们所使用的这种方法，结果是几乎完全忽视了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一个题目：劳动过程”。斯威齐当然对这一点也做出了解释，其理由是当代的阶级斗争已经被国际化了。显然，这一现象要求我们不仅要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机制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彰显马克思主义解读维度在当下语境中的学术力量，同时也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剥削的理论观点重新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因为上述这些西方学者大多认为马克思关于剥削的理论已经过时了，需要用权力统治的理论来取代之。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来说，马克思恩格斯都做过非常精彩的论述。此处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只以马克思的观点为阐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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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那里，工人并没有拿回他的全部劳动成果这一客观事实是被看到的，但问题是，对他来说，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只有在土地尚未私有、资本尚未累积的情况下劳动的生产物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就要求劳动者从土地生产出来或采集到的几乎所有物品中分给他一定份额。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成为要从用在土地上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一个项目。一般耕作者大都没有维持生活到庄稼收割的资料，他们的生活费通常是由雇佣他们的农业家从他的资本项下垫付的。除非他能分享劳动者的生产物，换言之，除非他在收回资本时得到相当的利润，否则他就不愿雇用劳动者。因此，利润成为要从用在土地上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二个项目。”也就是说，在斯密看来，工人的工资只对应于劳动者维持其本人及家庭的生活所需，这在土地私有及资本积累的条件即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件。这便决定了他不可能把剥削概念作为其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来看待。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把斯密的解读思路往前推进了一步。他看到了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对立关系，“如果劳动者用工资购买的除开食物以外的其他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利润所受的影响和上面所说的一样或大致一样。劳动者购买这类必需品时既然必须增付价款，因而就不得不要求更多的工资；任何使工资增加的原因都必然会使利润减低”。但遗憾的是，由于他无法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矛盾性的层面，因此，他也无法把握住劳资对立关系的本质，反而却把重点放在了利润与地租之关系的研究上。也不能全怪李嘉图，因为这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已经上升到了社会历史观的问题。如果你无法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暂时性，那就很难从批判性的视角来解读资本主义的本质，并发现这种本质其实不在于资本家与地主之间的关系上，而在于劳资之间的本质矛盾上。李嘉图不具备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因而他无法就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问题提出明确的观点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现象的认识也是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的。在他刚开始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时候，譬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确看到了剥削现象的存在，但由于哲学世界观的滞后，因此，事实上还无法对这种剥削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在谈到作为积累劳动的资本时，马克思看到了“工人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多地从他手中被拿走，工人自己的劳动越来越作为别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而他的生存资料和活动资料越来越多地积聚在资本家手中”。他甚至还明确地谈到了“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的观点。但青年马克思由此得出的结论却只是“工人日益完全依赖于劳动，依赖于一定的、极其片面的、机器般的劳动”。这也就难怪他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节中从抽象人本主义的角度把这种现象界定为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的异化了。客观地说，马克思此时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剥削现象的内在机理，因而自然也就无法为政治层面的阶级斗争找到科学的理论支撑了 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此时所讲的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只停留在政治的层面上，还没有进入到唯物史观的层面。

　　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观点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他（跟恩格斯一起） 已经不再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角度来理解工人的劳动产品被越来越多地拿走的问题，而是把它放在私有制对生产力的发展所具有的局限性的层面上来加以理解。“对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这种从制度而不是人性的角度来思考资本主义现实问题的解读思路，为马克思走向对资本主义剥削问题的正确解读打开了一个窗口。尽管此时的马克思囿于经济学水平而仍然无法正确地理解剥削的本质，但正确的方法论已经准备就绪了。

　　这种正确的方法论所带来的学术效应很快就体现了出来。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经很清晰地意识到资本是通过对劳动的剥削来扩大自己的财富的，“消费税只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才得到真正的发展。它在工业资本即靠直接剥削劳动来维持、再生产和不断扩大自己的持重而节俭的财富的手中，是对那些只知消费的封建贵族们的轻浮、逸乐和挥霍的财富进行剥削的一种手段”。这显然是马克思在解读思路上从人性异化转向制度矛盾之后所产生的理论成果，因为一旦站在制度或生产关系的层面上，你就必须要考虑是什么样的经济机制导致了劳动者的生产成果被越来越多地拿走。我认为，这就是推动马克思越来越接近于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正确解读的主要动力。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马克思也有同样的论述，“不管商品相互交换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对抗，他们这种妄想，真是令人费解”。在这里，他明确地提出了资本主义剥削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为他理解资本是如何通过剥削劳动来扩大自己的财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对剥削现象的生产关系基础问题同样也有非常清晰的阐述。他明确地指出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被用来进行新生产的吗？并且，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能够在资本的物质维度之外看到其社会关系维度上的内容，这对于马克思下一步在区别劳动与劳动力的前提下得出剩余价值的理论是十分重要的。正像他所说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那么，根据同样的思路，劳动者就是劳动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他才会成为雇佣劳动者。既然这样，雇佣劳动者身上一定负载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这种特征驱使着资本通过不断地与雇佣劳动相交换来实现自我增殖。沿着这种思路下去，就能发现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看似平等交换、实则不平等剥削的内在逻辑。因此，尽管在此文本中，马克思依然从积累劳动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但看待的方法显然与1844年时期有了根本的不同。他不再把资本只看成积累劳动，也就是说，不再只是从物质维度来看待资本，而是更多地看到了资本的社会关系内涵 如果只从物质维度来理解积累劳动与直接劳动，那么，就只能从人的异化的角度来批评直接劳动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异化特质了。而一旦发掘出了其社会关系维度的内容并且把它看作其物质维度内涵的基础，那就可以把批判的焦点集中到社会生产关系本身的缺陷上来。马克思指出，“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这里已经很清楚了：重要的不是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本身，而是导致前者支配后者的社会生产关系本身。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的实质并不在于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替活劳动充当进行新生产的手段。它的实质在于活劳动是替积累起来的劳动充当保存并增加其交换价值的手段。”他清楚地看到了工人所创造的东西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而且还能使作为积累劳动的资本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交换价值。可以说，马克思此时的思想已经离区分劳动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不远了。他之所以不断地走向经济学的层面来解读剥削现象，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他对经济学的偏好，而是应该从社会历史观的层面来加以看待。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种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在它身上负载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 为什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区分劳动价值与劳动力价值，那是因为他们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不把它理解为私有制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使他们无法看到在这个社会阶段，工人除了自身的劳动力商品外已经一无所有，他惟一能出卖的就是自己的劳动力，因此，他在劳资交换中所获得的工资其实是对应于这种劳动力价值的，尽管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它还能创造一个增量的价值量。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待资本主义剥削，就可以把这种剥削解读为一种社会化过程的结果。正是交换关系的社会化把劳动者建构成雇佣劳动者，并使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成为资本所实施的一种最社会化的剥削形式。也就是说，工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作为这一类人而使资本家特别喜欢剥削他们，而是因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才使他们成为资本剥削的核心对象。资本家不是不喜欢去剥削其他人，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简单化为劳资关系，雇佣劳动越来越演变为资本的最主要剥削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