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首创，但马克思用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改造和丰富了这一学说体系，并将其运用到观察世界和人类整体的发展进化绵延生存之宏阔领域。唯物辩证法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的根本方法论。因此列宁说，辩证法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马克思把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予了工人阶级。 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作为思想武装的先进政党。

　　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结晶。毛泽东创立的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论持久战”的抗战策论，“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和实践等，就是用矛盾对立和转化的眼光看待国内外政治力量消长，分析中国革命的发展，从而正确地制定党的路线方针，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创立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样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邓小平要求正确认识时代主题的变化、正确看待中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正确处理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联系和区别；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落后是制约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从而解放思想，进行经济体制的根本变革，促成中国社会主义的适时适度转型。江泽民坚持唯物辩证法，提出党必须“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走上了快车道。胡锦涛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最主要成果，就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深化了党对“发展”的认识，坚持用全面的、运动变化的、多侧面但又分清主次的方法，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从而在多种矛盾中继续抓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在多重社会关系中进一步厘清基础关系（利益分配），更紧密地把发展生产力与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联系起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唯物辩证法，进一步强调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全部领域。

　　应当看到，现实中仍然存在某些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现象，党员领导干部中也还存在某些模糊、错误的思想理念以及做法。我们要按照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深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断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第一，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更加自觉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第一要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较快地发展，我们之所以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和险境，最根本的是国家经济实力的极大增强，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当然，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协调。但现在有一些意见认为中国正是由于“太快”地发展了生产力，所以才会有诸多社会矛盾，甚至主张“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这种意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一些干部，导致不敢理直气壮地抓经济建设。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与社会发展不是矛盾对立关系。把经济增长当做唯一追求的“GDP主义”是错误的，但否定经济增长对于社会发展的基础意义也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我们需要的是在继续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加大解决社会矛盾的力度。

　　第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最终是为了人民幸福生活，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人类社会的进步最终要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追求。我们要看到随着经济基础的增强和社会的进步，对人的精神文明的要求也在提升。但目前一方面“见物不见人”的片面思想仍大量存在，以为物质生活提高了就是实现了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现代民粹”思维开始漫延，以为冠以“人民”的名义就可以做任何事，甚至超越法制。坚持以人为本，意味着既要代表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让人民更公平更合理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也意味着要把人的精神层面提升纳入社会发展的题中之意，大力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起来，增强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协调和价值认同。

　　第三，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基本要求，把统筹兼顾作为根本方法。辩证法告诉我们，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目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国家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仅仅依靠单个领域、单个层次的改革是难以奏效的，一定要有整体思维和顶层设计，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统筹各方面改革，才能产生较佳的综合效应。

　　（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教授，浙江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