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前，上海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日前，在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主办的创新驱动发展上海高层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聚焦中国生产力的新飞跃这一主题，就改革创新话题展开深入而热烈的研讨。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执行会长李琪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上海要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一要明确政府作为创新助推者的定位，二要发挥“互联网+X”的优势，从而为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寻找突破口，提供推动力。为引发更多思考与讨论，本报刊登部分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互联网+”将探索零边际成本

　　朱晓明

　　全球有三位知名学者曾对“创新”作出过预言：第一位是托夫勒。1980年，他在　《第三次浪潮》　一书中预言：“未来的消费者将成为　‘产消者’（Prosumer）。”第二位是《长尾理论》的作者安德森，2012年，他在《创客》一书中写道：“定制制造、自己动手设计产品、3D打印等，在创新的时代，数以百万计发明家和爱好者的集体潜力即将喷薄而出。”还有一位学者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作者里夫金。去年底，他又出版了《零边际成本社会》一书，并在书中预言：“在分布式太阳能和风能等得到充分发展和利用的未来，人们可能可以像今天通过互联网近乎免费地生产和消费信息一样，借助能源互联网近乎免费地生产和消费能源。”

　　“互联网+”让中国和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一同探索移动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联网三网合作共赢的可能性，并验证上述预言的真实性。

　　1、移动互联网让“零边际成本”脱颖而出。

　　企业在建设移动互联网时需要投入前期成本，但市场份额会随之骤然增长，就如同过去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化改造前期需要投入成本，而后期边际成本接近于零，并能带来迅速增长一样。传统行业一旦插上移动互联网的翅膀，站在风口上的“猪”也会飞。天弘基金搭上阿里巴巴这班“高铁”，在理财投资领域一路领跑，截至今年4月底，余额宝规模已经达到7117.24亿元，跻身全球第二大货币基金和全球第十大共同基金。今天，我国互联网上市企业市值已突破3.95万亿元，占据中国上市企业总市值的13%。移动互联网之所以能够降低边际成本，有时甚至接近于零边际成本，是因为它累积了可供挖掘的大数据和可以共享的丰富资源，提供了近乎免费且充分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商品和服务。“分享”已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特征。在移动互联网的今天，自贸区应当成为一个基于“大、云、平、移”的公共服务平台。自贸区贸易便利化的重要目标是降低边际成本，而公共服务平台（即数据共享平台）就能做到这一点。自贸区应该当仁不让地成为探索“零边际交易成本”的先行者。

　　2、能源互联网让“零边际成本”破题而出。

　　前几年，我们对新能源革命做了一些研究后发现，科技创新是实现能源互联网的根本性的动力，例如采掘领域有页岩油和页岩气的勘探开采，发电领域有燃气轮机技术的研发，太阳能和风力发电所产生的电能，需要更好的并网技术，利用高温超导可降低输电损耗等。经过几年努力，我国在并网技术上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温超导研究领域已在全球遥遥领先；在储电领域，除了钠硫技术以外，特斯拉与松下也在合作研发建造超级电池工厂；在节能减排方面，有无数科技创新将相继进入市场。江苏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顾为东博士在其最新的研究成果“产业能源互联网体系”中，提出使用“高载能调峰工业”作为错峰储能载体，开拓了储电的新思路。海水淡化、氢能源汽车和污水处理及水回用等12个高耗能行业也可以尝试借助互联网调峰，让发电、用电降低边际成本。针对上海耗电大户的困扰，“互联网+”的年代让过去不可想象的事情变得容易。上海众多的科技创新机构应当拓宽视野，去探索低成本或零边际成本的能源互联网。

　　3、物联网（包括交通、运输互联网）让“零边际成本”随处而出。

　　随着“随时使用，何必拥有”观念被世人接受，闲置资源的利用和分享（例如PP租车、滴滴打车等）正在成为现实。麦肯锡把物联网视为改变生活、商业和全球经济的12大颠覆性技术之一。也许“互联网+”最有发展前景的领域是物联网，包括商用级车联网、无线电源、设施能源管理、智能家电、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移动医疗监控、量化自我、数据科学、环境监测等。创新让供应商和制造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得以建立协同关系，汇成一个合作共赢的物联网的新经济时代。

　　里夫金曾指出：“如果没有通信，我们就无法管理经济活动；没有能源，我们就不能生成信息或传输动力；没有物流和运输，我们就不能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经济活动。”换言之，没有移动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联网以及三者之间的合作共赢，创新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互联网+”将降低制造业或服务业的生产成本，未来，移动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联网合作共赢探索零边际成本是人类共同的使命。

　　（作者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原院长，上海市改革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长、教授）

　　发挥海派文化的创新特色

　　汪品先

　　“创新”是有层次的。可以是细节、甚至是表面上的创新，也可以是方向、源头上的深层次创新。中国专利申报数世界第一，论文发表数世界第二，都在不同程度上含有创新成分，但是严重缺乏深层次的创新。和世界经济一样，科技发展也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分，后者以追随模仿、承担“外包工”为主，前者才是创新。中国的科技发展迅速，但整体上仍属发展中国家模式，应当力争早日转型。

　　深层次的创新要求有文化基础。以中国之大，想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改变社会发展的模式，就不可能学小国走取巧的途径，必须形成具有创新能力的群体和社会，而这就涉及文化，比如套话成风就不是创新的环境。和体育运动一样，高薪买球星固然好，但从长期来看，只有弘扬创新文化、形成群体的创新能力，才能实现新的发展模式。

　　创新不是光凭号召就能得来的，必须找到影响创新的障碍所在，对症下药，通过移风易俗的长期努力，才能形成社会、群体的创新能力。科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现代科学就是在文艺复兴基础上产生的。科学既是生产力，又是文化。而当前我们的理解有所偏颇，比如过分看重科学的物质效益、忽视科学的文化内涵，这不但不利于源头创新，而且还容易导致学风的败坏。

　　无论从科技还是社会变革看，我国近代史上的“创新”大体上都是在引进西方概念的基础上实现的，其中上海常常起着先行者的作用。就科学而言，从徐光启的“几何原本”到任鸿隽的“中国科学社”，都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里程碑，体现了上海的历史贡献。如今上海在经济上所起的引领作用，也完全可以拓展到科学和文化的创新中来。

　　几十年来，“海派”都是褒贬不一、富有争议的名词。但是，如果能透过十里洋场百年沧桑的表象洞察内里，就不难发现上海蕴有一种有利创新的文化特色，具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的能力，这就是去掉贬义之后“海派”两字的含义。中国的创新，就是需要这种富有可塑性、探索性和竞争性的活力。

　　上海的特色是历史形成的。从地理上看，南宋以来长江三角洲逐步发展为中华经济文化的中心，上海正是长三角的枢纽；历史上看，“五口通商”开埠之后，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经过近两百年之久已经形成独特的文化；　从国际上看，上海曾几度成为远东经济的大都会，却又不曾沦为单一国家的殖民地。如果上海能够客观分析自己的历史特色，分清良莠、去芜存菁，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就可能在中国的创新路上自觉地担负起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要实现既定的目标，迫切需要将科技创新和文化结合起来共同发展。只有在科技上发展独立能力，形成自己的学派，才会真正具有国际影响力；只有形成新型的中国文化，而不单是重复先哲古训，才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权。这些恰恰是上海可以发挥优势的地方。上海应当以构筑科技创新的文化中心为己任，促进科技和文化两方面在战略高度、而不是形式上的结合，为此需要通过认真研讨，提出建设方案。具体有几方面建议：

　　一是将中国文化与科技发展相结合，一个绕不开的题目是华语汉字。汉语能否成为科技创新思考和交流的工具，将在长时间尺度上决定中国文化在科技创新中的前景。世界各国的华人在前沿科技中起着重要作用，完全可以利用汉语作为载体组织国际学术交流，以促进国内高层次的科学探讨和传播。就像金融市场一样，上海可以在大力推进英语的国际交流之外，开辟“第二战场”，打造国际科技交流的汉语“市场”作为补充。

　　二是“文理分家”是创新的障碍之一，而我国从科学院到高考，文理之间都有断层。科技和文化间的断层，十分不利于创新思维的发展。断层的成因除政策之外，还在于缺乏两者之间的桥梁，缺乏文化人的科学兴趣和科学家的文化素养，缺乏“两栖”型的人才；这类人才在发达国家产生着巨大的社会效应，而我国对此至今缺乏认识。然而，这又是上海的长处所在：能不能发挥“海派”特色，在上海架起科学和文化的桥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又一机遇。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是什么驱动了创新

　　张晖明

　　社会进步由创新驱动，但创新不可能自动地从天上掉下来。是什么因素驱动了创新呢？创新的本质是突破现状，即突破旧的思维定势、突破旧的常规戒律；突破既有权威的定论、突破既有的体制标准和现行的规则条例。因此，从哲学意义上说，创新就是“违规”、违现行之规。这就提出社会发展如何既要有规则秩序，又要能够容忍创新、不断更新标准，吸纳创新内容。

　　驱动创新的动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概括提炼：

　　首先，创新来自社会主体对利益的追逐（利益驱动）。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物质利益原则”，“人们所奋斗的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人所具有的“经济理性”、是驱动行为发生的“动物精神”本能。承认这一点，有助于客观地面对创新行为、设计准确的评价原则、合理地处理物质激励的标准，而不是一味地呼唤“奉献精神”。承认并尊重“经济理性”存在，重视并运用“经济理性”对于主体行为的驱动力量，才能更好地解决“创新”发生机制，这也体现了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自觉遵循。

　　其次，从“理性”出发，创新来自对现状的不满足（即“进取心理”）。不断探索既已达至的境界还有什么可以改进，是人类自身特有的文明积累的具体表现。由此，人类将自身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不断提高驾驭自然的能力。借助语言文字能力，人类基于理性精神所表现出来的“向上”、“向善”的“人性”特质，是驱动创新的主要因素。如何客观地面对主动进取、突破陈规的行为，鼓励敢闯、敢试、敢于“猎新”的探索行为，就成为考验人类自身设计制度规范时必须思考的命题，也是反映制度是否具有弹性活力的重要内容。

　　第三，创新来自于社会主体的责任意识（主体自觉）。基于社会建构的分工关系，无论是社会的分工还是组织内部的分工，都以“合作”为条件、与“合作”相伴随，使每一个参与分工的主体走“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从而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劳动生产率）。分工岗位的职责促成劳动者对自身专业化知识和流程的精益求精，不断发现可能改进的工艺技术和工具手段，由此带来整个业务流程的优化，实现不断地创新。正是这样，在经济和社会管理工作中，我们总是提倡每一位分工主体的岗位责任意识和自觉的追求完美的文化引导。

　　第四，创新来自社会主体生存竞争的外在压力驱动（市场竞争环境外在的压力）。迄今为止，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运行方式和发展绩效告诉我们，进入社会化大生产发展阶段，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调节机制、开放性平等竞争的环境土壤，形成了鼓励创新的强大的“场效应”，激发社会生活的所有当事人都秉持“学习”的心态，激励社会主体怀有“不创新就会被淘汰”的生存压力，驱动社会发展不断攀登新的台阶。但社会在充分释放市场竞争压力的同时，并不就是简单地放任“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对于市场可能带来的“失灵”现象，需要有与之伴随的约束和补充。换句话说，需要将市场竞争放在公平公开透明的法治规则下，在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使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相互配合、互为镜鉴、包容互洽、相得益彰。就市场概念而言，表现为企业竞技活动或社会舞台条件下的各类主体之间的比较博弈，由此带来“优胜劣汰”的社会进步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再证明“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朴素道理。制度的竞争、发展道路的竞争、理论科学性的竞争和技术的竞争，决定了一个国家发展的能力和发展的绩效。因此，对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的敏锐感知成为激发我们奋起努力、自觉创新的动力。

　　第五，创新还来自消费行为的体悟和感知（消费实现对产品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原理揭示的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消费者对某个产品的使用行为，会逐渐累积对于该产品在使用价值性能和舒适性方面的感知，与各类相关产品的使用生命周期相联系，消费者成为该产品在使用中所碰到的问题的第一信息搜集者，假如生产者能够对“客户体验”加以重视，并且建立回馈信息渠道，就可能从这种客户反馈中获得创新的信息脉冲促动，给创新提供帮助。消费行为对产品的检验信息就成为创新的源头活水。正是这样，当今电子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开发利用消费者对产品使用的直接感知和改进建议，成为企业技术进步和不断创新的促进因素。“小米”的“众创”开发模式就是一个典范。

　　（作者为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教授）

　　提升上海全要素生产率

　　肖林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经历了由经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的变化。1992年至2007年，上海经济连续1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均增长12.7%。2008年后经济增速回落到一位数，年均增长8.4%。这里有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根本上还是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因素所致。相比全国其他地区，上海更早进入经济新常态，传统发展动力的作用逐渐衰减，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从大规模要素投入拉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一些制约发展的瓶颈逐步显现出来。从要素角度分析，主要表现在“人”、“财”、“物”三方面：

　　“人”，就是人口问题，突出体现在总量调控压力大、人力资本不足、老龄化加剧。近年来上海人口持续快速增长，2000年至2014年常住人口从1600万增长到2426万，平均每年增长近60万，相当于增加一个中等城市人口。同时，中高端人才不足，上海每10万常住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低于北京、南京和武汉等地。

　　“财”，就是投入问题，突出体现在投资边际效率递减、技术进步贡献不足。从每一元固定资产所对应的增加值看，1990年为0.66元，2000年为0.44元，2014年仅有0.32元，再靠大规模投资支撑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同时，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从2003年起上海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即慢于全国，2003年至2013年上海年均增长7%，而全国年均增长9.9%。

　　“物”，就是资源环境问题，突出体现在土地资源紧缺，环境承载压力大。土地方面，上海建设用地总量已接近“天花板”，2013年底达到3070平方公里，与2020年的控制目标3226平方公里相比已经不远。环境方面，上海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环境容量有限，特别是长期以来以工业为主导产业，环境压力非常大，PM2.5超标现象明显，水环境恶化现象尽管初步得到遏制，但仍不容乐观。

　　面对新常态下上海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唯一出路就是深化改革创新。上海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型城市特点的创新驱动发展新路，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现上海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一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这是实现生产力飞跃的必由之路。上海要努力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到世界前列，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关键要做到“五个聚焦”：要聚焦科技前瞻布局，打造世界知名的科学研究中心；聚焦体制机制创新，激发科技创新的动力活力；聚焦创新生态环境，建设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孵化基地；聚焦新兴产业培育，形成符合国际产业发展趋势的创新产业集群；聚焦人才激励机制，打造国际化人才高地。同时，加快构建新型产业体系。顺应互联网时代全球产业变革的要求，着力提升“四个中心”功能，加快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积极实施“互联网+”战略，以智能化、融合化、平台化、绿色化为导向，加快形成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以智能制造、综合服务、平台经济、健康经济等为支撑的新型产业体系，提升上海产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二要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对外开放的示范带动作用，这是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提高生产力效率的现实选择。当前尤其是要抓住自贸区扩区后的机遇，在更广领域和更大空间积极探索以制度创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路径，率先建立符合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要求的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力争建设成为开放度最高的投资贸易便利、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园区。同时，加强自贸试验区与“四个中心”、“一带一路”及长江经济带建设的联动。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功能，加大金融创新开放力度，提高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推动对外贸易转型升级，发挥好“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领头羊的作用。

　　三要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制度，这是改革生产关系的根本举措。特别是深化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全力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成果向浦东新区辐射推广，实行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扩大开放措施，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促进两大改革紧密联动。以深化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公开透明规范的国资流动平台，加强国有企业分类监管，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同时，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大力发展PPP模式，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等领域，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活力。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障碍，推动公共资源配置向郊区倾斜，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协调互动的发展新格局。在加快新城发展的同时，进一步强化新市镇的集聚功能，提升产业、公共服务等方面辐射能力。努力建设美丽乡村，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作者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互联网+”让中国和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一同探索移动互联网、能源互联网、物联网三网合作共赢的可能性　

　　——朱晓明

　　以中国之大，想通过科技创新推动生产力、改变社会发展的模式，不可能学小国走取巧的途径，必须形成具有创新能力的群体和社会，而这就涉及文化　

　　——汪品先

　　上海要以更大的勇气和决心，大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型城市特点的创新驱动发展新路，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现上海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肖林

　　从哲学意义上说，创新就是违现行之规。这就提出社会发展如何既要有规则秩序，又要能够容忍创新、不断更新标准，吸纳创新内容

　　——张晖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