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儒家伦理之所以至今仍广有影响，不仅是其作为封建社会主导价值观的逻辑结果，而且与其普及教化的形式要素密切相关。探讨儒家伦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联系，总结、梳理儒家伦理合理内核及其普及教化的历史经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无疑具有借鉴启示意义。

　　关 键 词：儒家伦理；普及教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

　　作者简介：丁根林，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儒家伦理在二千余年传承中，之所以能产生如此持久而强烈的礼治凝聚力、德治感召力与政治整合力，不仅是其作为封建社会主导价值观的逻辑结果，而且与其有效传播、普及教化的形式要素具有密切关联性。尽管儒学伦理维护帝王专制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的宗旨相悖，也尽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儒家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伦理体系有着本质区别，但是研究儒学伦理普及教化的合理内核，特别是其形式要素方面的有效经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推展，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拟对此作一简略探讨。

　　一、儒家伦理普及教化的基本经验

　　1.政府弘道：国家意识形态的言传身教

　　儒家伦理持久发展最为重要的动因，无疑源自于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器的强力支持与弘扬。汉自武帝采纳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第一次为孔孟“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构建了一套完备的仕进选择制度。其后，经由章帝所主持白虎通会议，提炼出以“三纲六纪”为核心的儒家伦理价值观，进而固化为一种官方价值体系推广流播。到了宋明时期，经由程朱理学的承续，儒家伦理最终光大成一种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机器。通过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儒家伦理的确立与流播，主要有赖于统治阶级的政治推动。由此可见，“核心价值观的传承必然要通过政府的大力支持，由政府颁布方针、政策、正式文件以确立核心价值观，惟其如此，核心价值观才能真正得以传承，才能真正深入人心。”①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子路》)统治者作为道德表率和伦理示范，是政府弘道的一个重要表现方式，是政府推行其意识形态的一个表达载体。比如历代帝王都极其重视皇室及贵族子弟的儒学教化，要求其接受儒家伦理教育，并严格规范约束个体的言行，从而为其稳定的政治统治提供道德保证。再如历来治国者都将儒家伦理标准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条件之一，四科取士须“德行高妙，志向清白”，“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举贤良须方正、孝廉、茂才等察举名号，均为典型的儒学伦理标准。②

　　显然，正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引导，统治者本身的身体力行，以及统治者的利禄诱导，促进了人们对儒家伦理的接纳与传播，使得儒家伦理从观念上升为理念，从外在的强加转化为内在自觉，从国家理论转化为个体的臣民意识。

　　2.“蒙以养正”：蒙童基础教育的智德并进

　　儒家伦理广泛流播的另一动因在于教育，尤其是以蒙学为代表的基础教育。“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善于化。”(《潜夫论·德化》)自孔子始，儒家就极为重视教化，主张通过教育养成个体的礼性道德习惯，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达到“化民成俗”的目的。

　　这一点在“养蒙以正”的蒙学及其教材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古代蒙学教材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大到历史巨变，小到鸟兽昆虫；既有人生哲理的探讨，又有自然奥秘的窥察。但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是低幼阶段的蒙学识字读本，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还是高级阶段的理论知识读本，如《千家诗》、《四书》、《五经》，都无不一以贯之地把道德教化与知识传播有机融合，寓伦理教育于文化教学之中。由于这些教材大都出自名人之手，内容稳中有变，表达形式精美，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和辐射力，对个体人格的生成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型塑作用。

　　事实证明，中国古代蒙学的道德教育有着极其成功的一面，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特别是读书人的立身之本，有效地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传统蒙学的伦理教化功能的不断强化与普及。

　　3.家训家规：家国二维同构的教化实践

　　儒家伦理薪火赓续的另一动因在于家庭教育。“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儒家的立人宗旨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进而达成“家国一体”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的体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语链中，“齐家”是道义上通向治国与平天下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实践上走向政治参与的一个基本前提。“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礼记·大学》)，因此君子必须“成教于家”，使家庭成员规范划一，进而完成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伴随着这一进程，以家训、家规及其普及教化为代表的古代家庭教育也就应运而生。

　　若从孔子庭训儿子孔鲤算起，中国古代家训家规流传可谓源远而流长。三国魏嵇康、西晋杜预，各有《家诫》，东晋陶潜有《责子》，南朝梁徐勉有《戒子书》，直到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家规家训教育自成一体，流播久远。就其发展史来看，历代家规家训始终与儒家伦理的发展互相呼应，成为儒家伦理在家族关系和家庭领域的具体延伸。就其功能而言，历代家规家训主要是体现儒家精神的礼法制度、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旨在规诫家族成员的治家准则、处世原则等；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历代家规家训主要是通过家书、诗文、家谱、宗祠等介质，以长辈口吻，用一定的图文形式进行世代传诫。

　　由于家规家训的作者大都为在朝或在野的士大夫阶层，其写作具有相当深刻的亲历性、情感性和功利性，因而较之政府说教更易接受与参与。家庭成员在前人的关爱诉求之中，通过春风化雨般地接纳“修齐治平”学说，认同儒家所崇尚的理想人格和家庭观念，从而将教化的目的落实为个体的自觉行动。这也是儒家伦理传统连绵不绝、至今仍广有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家训、家规是儒家伦理家国同构的一种成功的具体实践。

　　4.民俗节日：人伦共同价值的推衍积淀

　　儒家伦理得以大众普及的另一原由，在于习俗文化无远弗届的化育与衍展。民俗是“风习性群体心愿的综合反映和表现，是民族群体共同文化共同心理素质的集中体现”③。中国古代民众在日常生产、居住、饮食、服饰、婚丧、节庆等方面，由于共同喜好、风尚与禁忌而形成的民俗事象与民俗文化，渗透了儒家伦理原则，对整合社会人心、播衍人伦价值起到了巨大历史作用。

　　不妨以民俗节日文化为例。从民俗节日发生场域看，中国古代节日大多是以家庭为主的内聚性节日，充分体现了儒家以人伦价值为核心的民俗文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此种“仁爱”精神功在凝聚人心和整合家族，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从民俗节日内容载体看，中国古代的节日无不围绕着衣、食、住、行等民生物态，通过具体仪式和意象代码传达出重民生、重人伦、重和谐的价值取向，旨在形成家国一体的价值共同体。

　　在中国古代，底层公众获取知识经验与社会信息的主要途径在于日常生活与民俗习惯，通过习俗接受来达到与社会的同步化。如通过传统节日习俗中的祭祖、拜神、城乡交流、集体娱乐等活动和仪式，使得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得到肯定和继承，帮助非知识群体“培养伦理道德观念和伦理行为规范，并引导他们对自身社会角色目标进行正确认知，及时转变和调适角色地位，从而最终实现社会化教育目标。”④可见，以节庆为代表的民俗文化，承载着特定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行事方式与思维方式，对后继社会具有一种道德感召力与社会形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