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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意志与政府行为结合是思想教育实效性的根本保证
2014年05月21日 10:32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京) 作者:李小鲁 袁本新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思想教育;政党意志;政府行为

作者简介:

  内容摘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教育必然要以系统工程的形式出现,必然要求有丰富的资源,思想教育的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这些新变化对过去主要以政党体系来实施思想教育的格局与路径提出了挑战。要提高当代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就必须将政党意志与政府行为结合起来。本文讨论思想教育工作中政党意志与政府行为有效结合的三个重要因素:政党意志与政府行为结合的必要性、政党意志与政府行为结合的可能性、政党意志与政府行为结合的具体措施。

  关 键 词:思想教育;政党意志;政府行为

  作者简介:李小鲁(1952- ),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哲学博士;袁本新(1963- ),广东省教育厅思想政治教育处处长、法学博士。

  思想教育工作是一个政党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是政党意志的外显与具化。作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思想教育工作,并通过党自身的控制与动员机制,调动与运用了丰富的思想教育资源,为提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贯彻自身的路线方针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基本确立,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政治体制与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在这一背景下,以政党意志为基础和前提的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出现了弱化的现象。思想教育弱化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思想教育的运作基本封闭在党委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资源也基本配置在党委系统。① 要提高当代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必须将政党意志与国家意志相结合并转化为政府行为。

  一、政党意志与政府行为结合何以必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必须将政党的意识形态要求与政府的施政行为有机结合起来,将抽象的政党意志转化为具体的政府行动,从而扭转政党层面高度重视,政府参与实施乏力的不利局面,真正让政府承担应有的思想教育责任与职能,自觉主动地运用政府的执行系统和行政资源,将党委提出的思想教育路线、方针转化为政府的公共政策。

  1.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需要

  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精神支柱。改革开放前,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和一般社会文化体系重合与同构程度较高,所以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及其社会化过程,相对较为容易和顺利。而在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现实状况下,社会思潮与话语体系出现了不少与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异质性的内容,也就是社会文化思潮与话语体系中出现许多非主流甚至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这就给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因此,如何将主流意识形态从外部的观念体系转化为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学生内在价值追求,是思想教育工作面临的艰巨任务。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经验来看,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就是高于一般大众文化的观念体系,对于一般普罗大众来讲,它不可能从普罗大众中内生,而必须通过阶级先进分子总结提炼出来后,再从外部转化为社会成员的阶级意识。正是在这一角度上,列宁曾经提出著名的革命文化灌输论:自发只能产生工团主义,而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 “‘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但自发性和自觉性毕竟不同。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意识。“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②

  同样,在今天市场导向的经济结构中,在不断世俗化和娱乐化的大众多元化体系中,主流意识形态不可能轻而易举地为社会成员所接受,更不可能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自发地产生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追求与行动目标相一致的意识形态。因此,思想教育承担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社会化的任务更加艰巨。如此艰巨的任务没有政党意志与政府行为的结合,是难以完成的。

  2.思想教育从局部到整体的需要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思想教育的传播渠道较为单一,受众的一体化程度比较高,信息来源较为狭窄。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思想教育只需要政党的动员、组织系统及社会资源,就能够将思想教育的内容有效传达到受众之中,发挥思想教育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也就是说,思想教育基本只需要政党实施就可以了,以政党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形式体现出来。具体表现为党的宣传工作,而宣传工作又仅仅局限为党委工作部门的一种局部单向的传播与解释行动,与政府的公共行政和社会治理没有太多的直接关联。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教育除了单一、局部政治宣传与动员之外,还需要具备一种全方位的教化、整合与引导作用。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与利益分化多元的社会背景下,思想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把复杂而多元的思想意识引导和整合到符合社会总体与根本利益的价值尺度上来。在社会群体利益分化和人们信息来源多样的前提下,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任务。因此,思想教育就必须整体化,全方位、多层次将主流意识与核心价值有效传播到受众之中。要实现这种整体功能,就必须将传统单一、局部的宣传工作转化为多样与整体的价值引导与道德教化,由传统思想教育的一般性“教育”转化为系统全方位的“教化”。这是提高思想教育实效性的关键,也是思想教育整体性的重点。

  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真正提高思想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将政党意志最终转化成政府的行政行为,推动思想教育工作的整体化。因为政党意志在当代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历史际遇下,不会轻易地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当党的理念与意志无法从思想上或价值上成为长期的方针,在短期内不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认同的时候,一个政党即使是执政党,在现代政治体制下与主体性张扬的前提下,推广自身政治理念与政策方针,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其实效性将会大打折扣。因为政党的控制机制最终和最根本意义上只能局限在政党自身的框架内,政党缺乏将自身意志转化为全社会意志的法理依据与行动资源。执政党的理念与政策要转化为社会的具体行动,就必须通过政府的法理依据与行政资源去推动。政党意志必须通过政府行为的中间环节,才能为社会不同利益共同体所接受,从而变成社会实践行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政党意志必须与政府行为有机结合起来,政党意志才具备了实践与行动基础。反之,无论政党对于自身意志及其实施多么重视,无论在推进过程中,依赖自身的路径与方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最终都不会产生预期的实际效果。

  3.思想教育与时俱进的需要

  我们党在长期的思想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和做法,并已上升成为理论体系。然而,历史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使思想教育的外部环境、施教对象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要求思想教育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手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构建与核心价值传播的经验与做法,包括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与价值传播,都有着系统、规范且行之有效的套路。这些套路是经过严格研究、测试之后,形成的操作规程。如他们在冷战时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传播,坚持一套长期、规范的思路设计和实施方案。这套长期的思路设计与行动方案,已经超越了政党边界而转化成历届政府的自觉行动,不论是哪一个政党上台,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这一套思路设计与行动方案都在有条不紊的执行。这种长期而规范的意识渗透与价值传播,是西方国家成为冷战赢家的重要原因之一。③ 这也从反面印证了社会主义国家在思想教育方面与时俱进的重要性。

  要实现从一种思想教育施教者的个人发挥转变成一种集体、全面规范的渗透与传播的科学行动,就必须让思想教育走出政党的边界,转化为政府长期坚持实施的规范行动。只有政府才有可能通过完整、标准、规范的科层管理体系,将思想教育的形式与内容、方法与手段形成规范而稳定的长期行动,从而发挥思想教育对社会价值体系构建的渗透与影响功能。

  4.思想教育从资源短缺到保障有力的需要

  作为标准、规范而又长期系统的现代思想教育工作,必然要求调动与运用丰富而有效的资源。当代思想教育必须搭建坚实的平台,通过有效的载体来进行,不再是简单的会议、文件与宣讲等形式。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例,过去那种一张嘴、一支粉笔就能把学生打动的思想教育低成本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高校,要把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有效地传导给学生,并使他们接收,更进一步转化成他们自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要比以前付出更大的代价。这种代价就是资源,现代思想教育必须依赖丰富的资源来保证。思想教育所需要的资源十分广泛,它不仅仅需要物质资源(当然这是最重要的资源),还有其他不可或缺的资源。例如制度资源,就是为思想教育提供体制与机构的平台支持,如果不从制度作出恰当的安排,不从机构进行明确的界定,那么,现代思想教育就很难实现其正规化、规范化。因此,必须通过政府行为,在法律的框架下,调配与运用各种资源,为现代思想教育的有效展开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真正实现“虚功实做”的战略意图。

  当前,我国思想教育内容与目标应该是较为清晰的,中央及各级党委应该说是十分重视的。以高校为例,中央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内容与形式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具体实施意见,但为什么在针对性与实效性上还有较大的差距?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央的要求没有能够很好地贯彻落实下去,没有能够调动和配置有效的资源,没有能够构建起全方位实施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教育各项要求与目标的工作平台。资源缺失、平台虚弱的表现就是:党政联动不够,各级政府对思想教育工作的资源配置还不到位,各级政府对中央关于思想教育的要求理解不深,把握不准,从而没有能够很好地配合各级党委的思想教育行动。诸如怎样引导教师重科研更重教学、怎样引导教师重教书更重育人、怎样保障人才成长应有的充足物质资源、怎样激励教学科研资源向学生成长倾斜等等工作数据,往往都很虚、很软性甚至缺失,而显性的量化评估指标体系数据却很翔实、很硬。更重要的是,制度性资源配置往往忽略这些问题,从而出现中央关于思想教育既定目标无法达成的“肠梗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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