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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互联网上那些与党史相关的非理性、极端化言论，应该允许研究者尝试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去引导，破除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对于一些相关选题，不能一概以敏感为由而禁止公开发表那些基于理性客观研究基础上的成果，否则一个后果便是造成集体失声，陷于被动，在客观上也将此阵地拱手让人。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各类题材的党史出版物空前地多起来，党史研究成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领域。但是鉴于目前党史研究面临的形势与问题，笔者认为深化党史研究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

　　■关于当代人写当代史：关键在于有没有良史之才

　　有人认为：党史学科政治性太强，不属于纯粹的历史学，因此党史研究很难做好。对此，笔者难以苟同。 史学有两种：文化形态史学与意识形态史学。两者定位不同，功能也不同：前者目的在于求真，后者目的在于求善。但两者应该统一起来而非相互对立：意识形态史学要有说服力，必须以文化形态史学为基础；文化形态史学要发挥社会影响力，需要以意识形态史学为旨归。一般的历史研究属于文化形态史学，党史研究则属于意识形态史学。这两种史学在中国史学传统中一直存在，赓续至今，比如《史记》属于文化形态史学，而《汉书》则是意识形态史学。司马迁将刘邦和项羽一视同仁都列入“本纪”，而班固则将刘邦单列为“高祖本纪”，将项羽与陈胜合为“陈胜项籍传”，其意识形态意味不言而喻，但《汉书》仍是与《史记》齐名的史学名著，班固也与司马迁并称“班马”。另一部意识形态史学巨著则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虽是典型的官修史书，但其史学价值与社会影响无须赘言，司马光也因此得与司马迁并称“史界两司马”。 或许有人会说：班固和司马光写的都是前朝往事，如果他们是当代人写当代史恐怕就不行了。其实当代人写当代史照样可以出名著，远的比如李剑农的《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近的比如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因此，意识形态史学是可以做好的，当代人撰述和研究当代史也是可以做好的，客观条件不是主要因素，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良史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