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图像化作为个体认知世界的方式进入思想政治教育视野，它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文本语言叙事转向图本叙事，并在思想政治教育视野中生成图像的特殊性。在这一图景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等的发展应从图像构建的框架中去思考与审视，即这种图像化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形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形态的发展。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化/主体/话语/方法

    注：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价值构建与实践”(项目批准号：201003069)、教育部2016年思想政治教育中青年杰出人才支持计划

　　在人类漫长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总是在追寻着某种图景，以期充分把握客观对象，实现自身的活动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也不例外，图像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究竟“是何”，又该“如何”？是让自己依然沿着旧有的文本语言叙事逻辑前行，还是与时俱进地适应图像时代的存在方式？我们需要从哲学、图像本身和实践对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化这一命题进行思考。

　　一、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图像化审视

　　有效的教育来自于准确地对于对象存在状态的把握。图像化时代人的存在状态已经有异于话语叙事时代。图像逐渐改变个体在语言叙事逻辑中所构建起来的“自我”认知方式。一方面，主体认知世界的方式不断地倾向于以图像化的方式来进行，甚至图像本身就已经成为主体认知的方式和内容。另一方面，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图像进行确定性描述，与文学、自然科学中的图像相区别，以确定图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内涵。

　　1.作为个体认知世界方式的图像

　　从符号系统而言，无论是语言、文字还是图像，都是生成人和文化的符号方式。卡西尔在《人论》中把没有符号系统的人视为柏拉图著名比喻中的“洞穴囚徒”，认为失去符号系统，“人的生活就被限定在他的生物需要和实际利益的范围内，就会找不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这个理想世界是由宗教、艺术、哲学、科学从各个不同的方面为他开放的”。[1]如果说话语符号是以语言、文字为中心的时间思维模式，图像符号则是以视觉为中心的空间思维模式，它表征着个体认知世界的方式由“思”转向“观看”、由“话语”转向“图像”，从而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理性批判”中的“思”相区别，构成人认识世界的图像化方式。伯格在《观看之道》中强调：“视觉早于文字……孩子在能开口说话之前就已经会看了，视觉构筑了我们在世界上的领地。”[2]哲学家利奥塔进一步强调图像、形式和意象对于理论的优先性，并倡导“以言词作画、在言词中作画”的绘图式写作模式。[3]海德格尔提出“世界图像”转向。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个图像与艺术的绘画图像、电影影像不能等同，它具有看的内容、看的方式和看的主体等多重意蕴，并通过图像生成个体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从本质上，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4]这对于我们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和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存在方式具有方法论意义。“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亦即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的相互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来近乎荒谬的现代历史进程。”[5]

　　2.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特质

　　从哲学视域中作为人的存在方式的“图像”出发，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必须是现实的、具体的、微观的和个人的，同时又必须是概念的、抽象的、宏观的和集体的，这种特质在“价值指向”之下，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与文学的图像、自然科学的图像区分明确，进而形成自己清晰的界限，并由此规定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化的实践途径。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图像不同于文学插图图像。文学插图图像的目的是为了形成审美的“意境”，“意境”就是终极的目的而不是“手段”；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提供的“体验”并不是终极目的，而是为了引人“向善”，换言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让人们观看天安门或者五星红旗并不是为了让人们感受红色的美感或者是天安门的华丽，即便是这种美感已经隐藏于其中，而是以此为手段，让人们感受到国家、集体、民族等抽象性的价值认同，进而在图像的体验中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与之相比，文学中的图像恰恰不追求抽象，更不追求成为概念。在关于孔乙己和阿Q的插图中，文学图像所追求的恰是艺术人物的个性化特征和表现，文学艺术追求的是艺术想象中的“这一个”，虽然文学图像的人物来源于现实，但是由于其本身具有一定的虚构性，因而其本身并不乏概念性，这也是文学图像不追求概念化的另一个原因。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图像。在自然科学中，图像不论是图文并存还是单独出现，其所指向的都是物理性客体，呈现的是物体本身的真实。而思想政治教育图像需要通过看得见的形表达图像背后看不见的情感和价值观，实现事实呈现、情感呈现和意义呈现的统一。文学作品中“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中的主体意义建构同样适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图像的价值建构，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而言，是通过图像或文字理解和感知其传递的善与美，而不是单纯地读图或认字。自然科学中的图像无论是多么具体的图像，其在研究中都是“这一类”图像。科学家在研究水分子图像的时候，不可能去认定这个水分子图像究竟是太平洋的水分子图像还是地中海的水分子图像，而且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只有类的认定，而无个性的存在。与之相比，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图像需要“这一个”，用特定的图像形式把观念具象化。例如，用高大庄严的天安门、腾飞的巨龙等视觉图像象征作为整体的国家，用陕北民歌《东方红》中“东方”、“太阳”、“红”和“救星”等一系列名词所组成的典型“语像”场景比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体现出图像和价值指向，图像与国家、群体、个体层面之间的对应。这也正是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最为基本的分野之处。

　　二、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化的三种形态

　　当图像化从符号系统演变为人的认知世界方式之时，它已经由单纯的环境形态进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从文本叙事、言语叙事转变为图像叙事。这种图像化指向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形态、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形态的发展。

　　1.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图像中的多元与一元

　　相较于文字符号系统而言，图像化的“观看”拥有更多的受众，它打破了文字符号系统所塑造出来的信息隔离和知识阶段，在不同年龄、教育背景、职业、阶层受众之间形成共享的信息系统。例如，儿童喜爱成人肥皂剧《豪门恩怨》《成长的烦恼》《别对我说谎》等，而成人在儿童的动画剧《海底总动员》《蜡笔小新》《千与千寻》中找到乐趣。即使是最好的畅销书，读者也只是观看相似电视节目观众的一小部分。例如，小说《飘》40年的销量才只有2100万本，而一个晚上观看这部电影前半部分的观众就达5500万。[6]因此，在图像化传播模式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内涵与外延迅速扩大为“大众”，这种图像化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大众”表现为多元与一元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大众”在图像化中的众声喧哗。在图像化信息传播中，不同的价值意识、精神信仰、生活方式等都可能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在图像中。网络直播便是通过网络构建的交流平台进行图像化信息交流的典型，把信息的实时性、观看性、交互性和人相结合，观看者和“主播”都成为图像中的“我们”，通过打赏、弹幕等方式共同进行意义生产和信息交流。另一方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在图像化中的异口同声。当图像成为社会个体主导性的生活模式，它遵循的是表面、感性直观的思维逻辑和叙事方式，可能导致的是个体沉浸于平面化、物化、碎片化的感官体验中，如对快乐至上的追逐、以新奇性为主导的眼球经济。德波称之为景观社会：“世界之影像的专门化，发展成一个自主自足的影像世界……事实上，它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在这里，骗人者也被欺骗和蒙蔽。”[7]在这种景观社会中，人丧失了对生命价值的追问和审视，由此生活的“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张力失去，导致个体在价值取向上呈现出告别崇拜、躲避崇高和拒斥榜样。因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由众声喧哗转向异口同声，这种缺乏理性主导的大众往往演变为“沉默的大多数”或“乌合之众”。

　　2.思想政治教育在图像化中的理论话语与生活话语

　　在图像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中，社会个体更倾向于大众化、通俗化和娱乐化的信息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话语与生活话语之间的张力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部分个体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及教育的疏离，把思想政治教育误读为单向灌输和政治工具。例如，每年围绕春节联欢晚会的“吐槽”演变为全民的狂欢，其实质是社会意识形态主导话语权的建构与解构之间的冲突。如何把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意义”与“有意思”相结合，需要聚焦个体日常生活中的话语内容和形式，回答理论话语的“怎么办”和“为什么”。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在图像化中向生活话语演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聚焦于通过理论、逻辑论证洗练表达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国家治理理念和社会价值共识等，这一话语具有政治性与精简性。而对于社会大众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话语与生活话语并不能直接等同，而是需要将这些话语进行“理论彻底化”，用他们喜闻乐见的素材和形式表达。首先，这种话语的内容应是社会个体所理解和所关注的生活形态，选取人们关注度较高的社会热点，对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进行释疑解惑和回应。其次，需要用图像化的方式把理论话语转化为能为社会群体理解和接受的图像文本。2016年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期间用“图说”的方式解读“十三五”规划、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等会议热词，通过图像化的方式把政治话语和理论话语转化为生活话语。

　　二是用图像化方式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本身。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的话语包括“说什么”和“怎么说”两个层面，前者指向的是具有鲜明社会意识形态性和价值导向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后者指向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表达方式，而看似与教育内容和价值导向无关的“中立”图像形式恰是最好的话语方式。诺曼·布列逊在《词语与图像：旧王朝时期的法国绘画》中对于图像真实性的论述对我们不无启发。布列逊认为对于同一故事描述的两幅图像，之所以人们感到其中的一幅比另一幅更加真实，并不是因为画面上与故事相关的人物、动态、样貌，而恰恰是与画面所描绘的故事无关的天空、山脉、树木等背景。换言之，图像中的中性成分决定了人们对于图像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图像化就是把话语内容渗透在中性化的形式之中。图像并不是简单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还原成为视觉对象，也不仅仅是将语言无法表达清楚的内容一下子直观形象地呈现，而是往往超越了文本语言叙事的本身，甚至能够独立为纯粹的思想政治教育图本。如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巴尔特所列举的例子，一位穿着法国军服的黑人士兵在向法国国旗敬礼、一位法国将军向独臂的塞内加尔人授勋等图像，其本身就是很好的“自足的”图本。从这个层面上，图像不仅能够还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原有文本，而且超越了原有的文本内容。

　　3.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在图像化中的显与隐

　　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图像化旨在将思想政治教育运行置于图像符号传播方式中，实现“显”与“隐”之间的转换。

　　一是基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接收和传递信息方式的读图化。在图像符号传播方式下，社会群体获取信息的方式呈现出海量与碎片、去中心化与多中心化的特点，这与思想政治教育运行中单一的言语或文字内容形成强烈反差。当思想政治教育的文本无法适应社会群体的信息交流方式和思维方式之时，产生的效应是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到方法被社会群体所拒斥和疏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转向图像文本，用图像、文字、情感并茂的方式完成内容传递和表达。中央电视台公益广告《给妈妈洗脚》用一分钟的影像叙事把“关爱、言传身教、孝”的社会价值共识表现得鲜活和富有感染力。脑白金广告用一对漫画版的老人自叙把中国传统社会的“孝道”、“人情”蕴涵其中，并通过反复“劝说”的方式激发社会群体的购买需求。这种充分运用图像化的形象、情感实现的看不见的“劝说”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字文本或口传模式难以展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图像文本实现的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宏大叙述与微观叙事、抽象理论与具体实践、群体导向与个人体验相结合。

　　二是图像化方式把“看得见”的思想政治教育转为“看不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教育者以施教者的身份把思想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提供给个体并促使其内化，这种“显性”教育形态虽然强调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权威和主导性，但容易造成内容的程式化和方式的模式化。例如，理论灌输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方法论，它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自觉性和思想道德规范的获得性特质，但如果把这一方法论简化为“注入式”或“填鸭式”的单一教育手段，不仅与人的主体性形成强烈反差，而且忽视教育对象在知行转化中的主体性和教育方式的多样化。相比之下，图像化方式承担着“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角色，它通过教育内容和方法实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把社会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蕴含在生动形象的图像符号中，在个体观看之时进行教化和引导。因此，当图像符号蕴涵着一定的价值体系和道德准则之时，就具有了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建构功能，它通过“看”的方式向社会大众进行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教育和引导。当美国影片《海上钢琴师》的片头出现众人面对自由女神像呼喊“美国”之时，传递的是对美国价值观的崇拜和向往，并通过“众人”这一图像符号暗示“跟我学”。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把社会主导价值观念、态度、意见转化在不同形式的图像符号中进行传播，而且要注意防止图像话语中可能蕴含的非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消解。

　　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化转向并不是要以图像取代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演变为看电影、讲故事等娱乐活动，而是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置于图像视域中进行审视，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译者：甘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40.　　

　　[2][英]约翰·伯格.观看之道[M].译者：戴行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3][美]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M].译者：张志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198.　　

　　[4][5][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译者：孙周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91，86.　　

　　[6][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译者：肖志军.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79.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原文刊于《思想政治教育》2017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