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共产党宣言》创作史问题主要是围绕《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以及《共产党宣言》这“三个稿本”提出的。《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诞生史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的产生史,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诸多关键乃至核心的问题,如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三个稿本”的作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关系问题、“三个稿本”间的关系问题、《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的研究问题以及《共产党宣言》的经典文献地位问题,等等。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并试着给出相对合理和科学的解答和论证。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创作史;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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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共产党宣言》创作史问题主要是围绕《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以及《共产党宣言》这“三个稿本”提出的。《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诞生史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的产生史,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诸多关键乃至核心的问题,如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三个稿本”的作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关系问题、“三个稿本”间的关系问题、《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的研究问题以及《共产党宣言》的经典文献地位问题,等等。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并试着给出相对合理和科学的解答和论证。
关 键 词:《共产党宣言》创作史;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作者简介:李锐(1984-),男,河南焦作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1)03-0018-09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发行量最大、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时间最长的一部传世经典之作。《宣言》的创作史涉及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成长及进化、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整个过程和环节、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实践依据等问题,因此,对它的研究理应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
国内外学者对《宣言》创作史的研究成果不乏多见。特别是前苏联和前东德的学者,他们对该问题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结论至少在今天看来仍然处于学术界的领先地位。诸如巴加图利亚、马丁·洪特等人都在《宣言》创作史方面有着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然而,《宣言》创作史中仍有大量问题存在,如《宣言》的思想是怎样逐步形成的?“正义者同盟”的纲领为何一再流产?同盟的领导人究竟为何最终要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起草同盟的纲领?《宣言》的雏形、草稿、定稿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等等[1](p.206)。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宣言》创作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争论。
一、《共产党宣言》创作史的时期界定
1968年,《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被人们发现,这使得《共产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中诸多“保留原案”的疑问迎刃而解。“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信条》中保留了《原理》中所缺少的三个问题的答案[2]。人们普遍认为,《宣言》的创作史应该从1847年6月2日至9日间写作的《草案》开始算起,《草案》是《宣言》的第一份“草稿”。
但是,马丁·洪特在《〈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一书中提示《宣言》的创作其实早在1847年前就已开始,原因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争取正义者同盟的过程中把他们共同创立的学说不断地传播到工人组织中去,并形成了持久和深入的影响。“1845年夏秋,伦敦讨论会的显著进步,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是很难解释的”[3](p.34)。同盟①对卡贝主义、巴贝夫主义甚至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抛弃,根源恰恰就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间发挥了思想引导的作用。同盟的“十一月公告”以及“二月公告”的诞生,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和争取是不可能实现的。尤其是“二月公告”,它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应该是同盟领导人和马克思恩格斯“磋商”的结果[3](p.73)。洪特的意思是,既然《宣言》以同盟的“纲领性文件”的面目出现,那么其创作过程和同盟自身的思想发展过程就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有意地将思想通过各种途径、形式作用于正义者同盟之时,《宣言》的“创作”就已经开始了。
洪特在“历史发展”的视野下指出,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创作和问世归根结底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同盟情况和革命现实的关注,也是由于同盟成员现实地需要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形态》的思想和同盟的纲领本来就有着先天的“契合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章节,没有对正义者同盟内理论斗争的认识是很难解释的……”[3](p.34)因此,洪特的意思实际上是《宣言》的创作史至少要从1845年算起。
洪特的这种思路具备非凡的理论和历史价值。我国学者聂锦芳教授深有同感,他指出《宣言》的创作史早在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同盟时(1843年前后)就开始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和同盟的接触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辩论斗争,在总结经验、反思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宣言》的创作。对《宣言》创作史的研究,需要去解读和研究所有与其相关的文本,既包括马恩的著作,也包括同盟其他成员以及同盟本身的著作和资料。因此,聂锦芳教授认为,1843年魏特林起草的同盟纲领受到了同盟的否定,同盟从此开始寻找和物色最适合同盟的指导思想和同盟纲领的起草者。在经过了漫长的选择、鉴别和比较之后,同盟最终于1847年决定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来为同盟撰写纲领;而此期间,马克思恩格斯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同盟的争取,他们写了大量的长篇著述以及中短篇的论战性著作,最终得到了同盟领导人的彻底认可和接纳。如果非要把《宣言》的思想做出历史追溯的话,无疑要从同盟不满意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开始。《宣言》的“创作工程”从1843年魏特林写完那“20条”后就“启动”了[1](p.209-212)。因此,聂锦芳教授把魏特林的“20条”、“十一月公告”和“二月公告”称作《宣言》“草稿的草稿”[1](p.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