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颂，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兼制片部主任，北京民族电影展创始人、五届组委会主席，现任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2012年4月25日，“辉煌与梦想——中国民族电影交响音乐会”拉开了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的序幕。交响乐旋律与经典民族电影画面的融合，是本场音乐会的最大亮点。 王兰摄 

2013年4月，少数民族电影人自信地走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红地毯。 胡科摄

                                                  2011年4月，参加首届北京国际电影季民族电影展的导演、编剧领取纪念奖杯。 肖静芳摄 

                                                   2013年举办的北京民族电影展嘉年华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竹竿舞”受到欢迎。 胡科摄

如果说前几届的北京民族电影展一直在整合民族电影创作队伍，改变他们单打独斗的局面，那么，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则从政府层面上给了民族影视剧创作更好的保障和更足的底气，同时能提升电影的艺术品质，开拓它们在市场上生存的空间。

本届参展的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影片制作水平明显提升，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叙事，展示出一种大气象。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民族电影制作，到商业化时代的现代电影产业运作，民族电影要经历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转型过程。

随着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电影作为“引擎”带动民族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将凸显。

记者：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即将举办，作为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民族电影展也走过了5个年头。这5年，北京民族电影展经过了怎样的历程呢？

牛颂：北京民族电影展最早脱胎于2009年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当时，我们在几十所学校、社区展映民族电影，想用这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众普及民族知识、宣传民族团结。想不到效果出奇得好，这就促使我们深入地做下去。

2010年，第一届北京民族电影展举办。当时展映了《圣地额济纳》、《走路上学》等影片，还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了新中国120部少数民族电影回顾展，在首都之窗网站进行电影视频播放。

由于第一届北京民族电影展效果不错，在2011年首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时，民族电影展就成为电影节的相关单元。北京民族电影展的档次提升了，那么必然要在专业性上下功夫了。于是，那一届我们推出了“中国少数民族母语电影展”，展映30部母语电影。

 “母语电影”是个全新的概念，凸显了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在首都北京这个平台向世界展示，有其政治文化意义。为此，我们专门邀请了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境外媒体记者来观影，他们兴致很高。像看了《尼玛家的女人》后，就有二十多家境外媒体要采访导演卓·格赫。

2012年的第二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民族电影展推出了“新文化电影展”。这届电影节最突出的成果是，一批风格独特的民族电影开始走入国际视野。如《唐卡》、《骆驼客》等5部影片被选中参加中美电影节，《云上人家》、《老哨卡》参选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云上太阳》、《俄玛之子》、《额吉》等分别被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巴黎的中国电影节等选中。

2013年的第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提出做电影市场，民族电影展也把精力放在开拓市场上。这一届电影节的项目总签约额是80亿元，而民族电影展就签订了元上都影视基地等项目，签约额达到13亿元，所占比重很高。美国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主席、英国万象国际华语电影节负责人等纷纷找到我，要求合作，他们甚至希望把我们的民族电影展整个端到他们的电影节展会上去。

应该说，通过北京民族电影展这个平台，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电影从“养在深闺人未识”，开始大胆地迈向国际市场。

记者：去年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共同启动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参加本届民族电影展的影片中，就有几部是纳入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的。这些电影有什么特点？

牛颂：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共展映14部影片，其中《夜莺》、《德吉德》、《迁徒》和《诺日吉玛》是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项目。

本届参展影片在制作水平上明显提高，而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影片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实，我们当初在挑选进入电影工程的项目时，就严格把关，只有艺术性和思想性兼具的片子，才将其纳入，给予引导和支持。像纳入公益板块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还没完成后期制作就被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看中；纳入升级板块的《诺日吉玛》，被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饶曙光誉为“世界故事的中国讲述”。

这些电影还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点，就是它们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叙事，展示出一种大气象。以前的民族电影，往往是向内展示本民族文化风情，表现自我的忧伤，但现在电影的主人翁虽是少数民族，体现的却是人类共同的主题。如《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谈及的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全球性话题；再如《德吉德》，表现了自然灾难对人性的考验，以及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诺日吉玛》更有意思，讲述了被战争摧残和妖魔化的一个俄国士兵和一个日兵士兵被一位草原牧民救助后发生的故事，两个伤残士兵在蒙古包里化敌为友，充分展示了创作者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本色的探讨。

记者：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以北京民族电影展作为基础和平台，向更高层次拓展。您认为这个工程对进一步推动民族电影事业有怎样的意义？

牛颂：如果说前几届的北京民族电影展一直在整合民族电影创作队伍，改变他们单打独斗的局面，那么，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则从政府层面上给了民族影视剧创作更好的保障和更足的底气，同时能提升电影的艺术品质，开拓它们在市场上生存的空间。

有的影视创作者可能以前不太敢碰民族题材，觉得比较敏感，现在有了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就有了政策兜底和艺术把关，能鼓励更多人参与民族影视创作。

同时，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的新片每年都可以拿到北京国际电影节这样高层次的电影平台上展示交流，这对于电影的海内外宣传、营销和发行都有很大作用。电影工程自启动以来，就吸引了不少项目来申报，如这次被列入国际板块的中法合拍片《夜莺》。

此外，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二十多个没有本民族电影的少数民族拍摄电影。这类电影的拍摄，可能是成本不高的小制作，但对于提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作用不小。对此，电影工程会有资助资金，并联系各种渠道帮助它们播出、发行。

记者：北京民族电影展也好，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也好，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在激烈的电影市场竞争中，为民族电影开拓一条市场之路。这个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

牛颂：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民族电影制作，到商业化时代的现代电影产业运作，民族电影要经历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转型过程。

北京民族电影展也好，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也好，绝不是说政府包办民族电影，给它们在资金上多大扶持，而是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引领它们走向市场，适应现代电影运作机制。

在现代电影运作中，有三个环节特别重要：首先，剧本要达标。剧本讲述的一定是具有现代性的、类型化的人类故事。剧本要反复打磨，评审通过方可拍摄，绝不能像过去那样仓促上阵，甚至边拍边改剧本。其二，形成电影专业团队，分工明确。导演只管摄制创作，监制负责艺术把关，而制片人负责统筹、宣传、营销等。当少数民族导演经验不足、功力不够的时候，请个好监制来提升影片艺术品质是非常重要的。像赵薇的处女作《致青春》，请的就是香港导演关锦鹏任监制。纳入电影工程的《成吉思汗宝藏》，请的是好莱坞大牌导演奥立弗·斯通任监制，《传说》请的是陆川任监制，这就使影片质量有了很大保障。其三，重视后期制作。后期制作绝不是简单的剪辑而已，而是一个再创作过程，技术含量高。这次《传说》剧组请的就是为《阿凡达》和《哈利·波特》制作后期的团队。

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的少数民族电影人还不适应，他们很难从过去又写剧本、又管拍摄、还管融资和发行的“导演包打天下”的传统模式中走出来，会经历阵痛。但民族电影要从边缘走向主流，真正在大众中产生影响力，这是必经阶段。

记者：少数民族电影创作在经历艰难的蜕变和突围过程。您认为民族电影事业的前景如何？

牛颂：从现在看，前景是广阔的。北京师范大学编撰的《银皮书：2012中国电影国际传播年度报告》中就指出，动作电影和少数民族电影是中国电影在国外受欢迎的两大类型，但功夫片的影响呈衰落趋势，而少数民族电影的影响则呈上升趋势。

2013年北京民族电影展专门制作的少数民族电影英文手册，已陆续被全球80多个电影资料馆和学术机构收藏，显示出海外对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的兴趣。

实际上，国外已经有人瞄准了我们的民族文化资源，像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执导的《狼图腾》，年底要上映。

目前，中国的电影题材有同质化倾向，而少数民族丰富璀璨的文化却是一座取之不尽的电影资源宝库，我们有多少神话传说、歌舞服饰和民风民俗啊！如果把这种多样化呈现在银幕上，一定能繁荣电影市场，并代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

随着少数民族电影的繁荣，电影作为“引擎”带动民族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将凸显。像中美日合拍《成吉思汗宝藏》签约时，就同时签署了旅游文化产业链战略合作协议，电影创作团队将与成吉思汗陵、敕勒川等景区联手，开发以北方民族文化为主题的游戏、动漫、旅游休闲等系列文化产业项目，为成吉思汗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造势，也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探索“大电影”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