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民族研究工作也面临着新的历史使命。在近日召开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2018年年会上，来自全国各地120多所高校、科研单位和政府相关机构的5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使命与担当”的主题，从多元关系、民族文化、民生建设、地域连接与族群互动等方面进行了学术探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关系视角

　　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教授周大鸣作了题为“理解‘中国’：民族走廊研究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的主旨发言。在介绍了民族走廊研究的理论起点和研究要点后，他提出了自己对民族走廊研究的新看法。他认为，走廊有着远比道路涵盖范围更广的意义，它是历史上形成的相对稳定同时又有一定变迁的特殊地域，是人类活动加之于山川、峡谷、河流等特定自然环境上而形成的通道和居所。民族走廊本质上是华夏文明“中心”与“边缘”联系的地带，它既是族群互动接触和形成多元族群的地域，又是文化、商品在区域间流动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通道。对民族走廊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在历史中国的形成过程中不同地区表现出的国家整合模式的差异和族群互动方式的多元，同时又具有以走廊为基点理解当下中国的现实意义。通过走廊地区看中国，使得谈论中国的超越性更易于理解。这种对现代中国的理解既超越了古代中原中国的单一文明局限，也超越了现代民族国家有形边界的封闭局限，有利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另外，从走廊地区看中国，更利于为中华民族共有家园的构筑寻求启示，正确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深层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赵旭东在题为“‘一带一路’人类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的主旨发言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人类学的创新突破带来了新的契机，新形势也要求人类学学者把对人类命运的关怀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他认为，人类的差异性和共同性是长期以来彼此共存的，不能强调一个而忽略另一个。今天的人类学家应该走出把村庄、社区当作研究对象的传统研究范式，把目光集中到关注人类社会的“多”和“一”的关系问题上来。只有将对于人类世界的变化关注及适应思考当作研究的出发点时，人类学才不会因失去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而遭到淘汰。赵旭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和世界的文化关系问题是持久的互惠问题，其理论核心仍然是人类学家用于研究人际关系时所采用的互惠交换理论。中华民族的概念即是为了适应世界新秩序而考虑内部如何整合时而诞生的。我国向来不缺乏处理“人”和“我”之间关系的智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化在内核深处并未发生断裂，因此我们在处理文化间的关系时便有了自由选择余地。应该破除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避免用西方的框架来“制造中国”，在处理内外文化关系上要有中国自己的主张。

　　外交学院教授施展在题为“中国历史的元问题”的主旨发言中，展示出一种新的历史解释框架，即把边疆史作为重述中国史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打通了对古代史、近代史、革命史的历史解释，为从史观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种值得探讨的理论路径。他谈到，儒家文化的实践受到定居农耕生活的环境适应力限制而难以越过长城、突破嘉峪关与湟水谷地。在中国的土地上，因为中原、草原、西域绿洲、雪域高原等地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天然地形成了多元秩序体。多元秩序体间相互塑造、相互生成，构成一个共生演化的体系，古代中国史就是这个体系的演化史。这个体系在古代最终演化为清王朝时期一种整合了汉满蒙回藏的内部均衡状态。内部的和平带来了人口大爆炸，劳动力成本压缩，导致了中国经济、技术出现了内卷化的结果，发展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加入世界体系成为了中国突破这种状态的历史内在需求，近代转型的道路就此展开。中国的过剩人口，必须在政治上完成自我整合后才会转换为进入世界体系后的中国的竞争优势。然而传统的办法已经无力使中国完成政治整合，革命遂成为中国在现代转型道路上的重要手段。革命的成功，必须超越于汉民族主义达致中华民族主义，以对内匹配中国的多元复合结构；同时又必须超越中华民族主义达致世界视野，以对外匹配中国的超大规模。在这样一种贯通古代史、近代史、革命史的解释框架中，边疆史始终是解释整体中国史时一个必需的构成性要素，边疆学因此也在学术地图当中获得了一种新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