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一、“不能简单比附斯大林的民族论述”——周恩来对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厘定20世纪初,一篇在列宁看来“写得很好”且“具有很大理论和政治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下),民族出版社, 1987年,第900页。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加强民族团结的现实、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决定了我们必须正视各民族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民族特征,正视各民族在发展中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不能简单套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二、“求其在我”——周恩来处理民族关系的主体视角在汉族同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史上,周恩来明确指出:“是汉族对不起少数民族。
关键词:周恩来;少数民族;民族关系;汉族;民族区域自治;统一战线;文选;民族政策;民族问题;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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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继续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胡锦涛:《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新中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94页。)为基本精神的民族政策,使中国的民族关系“从过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改变为平等、互助的关系”(《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1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页。)。费孝通曾指出,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社会结构特别是在民族关系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人类历史上是应当大书特书的”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兼管国家民族事务的周恩来总理具体指导落实由《共同纲领》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剧本”中规定的各项“民族政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页。)。1956年12月,周恩来视察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时,更是告诫各族干部群众:“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中共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委员会:《周总理把党的温暖送到了各族人民心间》,《云南日报》1977年1月11日。)。那么,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面对复杂的民族局面,周恩来是如何努力探索各民族的“合”,促其“双利”,避其“两害”的有效途径;又是如何领导各族人民找到一把不同于苏联的消除民族隔阂、协调民族关系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钥匙”。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首先需正视“我国民族大量存在”的历史事实。
一、“不能简单比附斯大林的民族论述”——周恩来对民族和民族关系的厘定
20世纪初,一篇在列宁看来“写得很好”且“具有很大理论和政治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列宁论民族问题》(下),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900页。1913年2月,列宁在给阿·马·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已提及此文,他写道:“我们这里有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写一篇大块文章,他搜集了奥国的一切材料和其他国家的材料”。《列宁论民族问题》(上),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173页。)的文章中,斯大林冠“民族”以“经典定义”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28—29页。),对新中国民族研究影响深远,《中国百科大辞典》和《中国大百科全书》也是从“四个要素”来定义民族:“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群共同体”。(参见《中国百科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377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精粹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999页。)“按照斯大林四个要素缺一不可的论断,中国今天能否说已经形成一个民族”的疑惑长期困扰着人们(刘桂五:《关于民族定义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学习》1950年2卷1期;荣孟源:《斯大林的民族定义问题》,《学习》1950年2卷12期。)。1953年7月,毛泽东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所作《关于过去几年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总结》中,强调“科学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47页。)。1954年6月,范文澜在《试论秦汉以来中国是统一国家的原因》一文中,阐述了关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观点(参见范文澜:《试论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引发一场持续3年的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大讨论。论辩双方都从斯大林民族四特征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从而使斯大林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公开化。1957年8月,周恩来在《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历史发展情况,不能照抄别人”(《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72页。)。具体到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悠长,汉族和其他民族冲突不断,民族界限大量存在,“我国许多民族在解放前虽然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但是它们的民族特征都已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历史和现实的情况都应当正视、研究和照顾,否则就不能合起来”。所以“在我国,不能死套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 毕竟“那个定义指的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民族,不能用它解释前资本主义时代各个社会阶段中发生的有关的复杂问题”。(《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39页。)周恩来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从民族团结的高度,对这一问题作了精辟概括:“每个民族都有它长期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历史痕迹”。比如壮族,“只要从事实出发,毫无疑问就应该承认壮族是一个民族”,因为“壮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化,这些都是它的特点”(《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338—339页。)。这对当时学界进行的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有原则性指导意义。是年5月,《历史研究》编辑部将论战双方主要观点辑成《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参见《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一书出版,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暂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