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3月，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分裂势力撕毁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罔顾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改革要求，无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悍然发动旨在分裂祖国的全面武装叛乱。在这种情况下，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人民一道坚决平息了武装叛乱。

　　平息了武装叛乱的西藏，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民主改革顺应群众诉求、顺应民心民意、顺应历史潮流，从“废除封建农奴制的压迫和剥削，解放百万农奴和奴隶”“实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使农奴和奴隶成为土地的主人”“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和宗教信仰自由”“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四个方面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仅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消灭了在西藏延续数个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度，迅速荡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使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获得了解放，使西藏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开创了西藏发展的新纪元，掀开了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崭新篇章。

　　60年过去了。党的十九大庄严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中央关心、全国支援的优越条件下，处于国家战略全局重要地位的西藏应在新时代谋求新突破、实现新发展、展现新面貌、取得新成就。

　　一、西藏民主改革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历史性贡献

　　60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是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集团武装叛乱失败之后进行的一场彻底改变西藏各族群众前途命运的革命，废除了极端腐朽、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完成了西藏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变革，深刻地改变了西藏人民的命运。

　　（一）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和广大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在黑暗的旧西藏，只占西藏人口5%的“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据着绝大多数的资源，而占西藏人口95%的广大群众没有人权、没有自由，甚至连温饱都难以维系。在这样一个社会形态中，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更遑论西藏社会的发展了。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人民政府在平息叛乱之后决定进行民主改革，这符合了绝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殷切希望，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洪流大势，捍卫了多数人的正当权益。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西藏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唯一出路和广大西藏人民的迫切愿望，必须进行、势在必行，是宏观环境下的不二选择。

　　（二）西藏民主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和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人民民主革命，是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期。西藏民主改革完全符合上述性质，正如帕巴拉·格列朗杰在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所撰《西藏社会历史的伟大飞跃》一文中阐述的那样， “西藏民主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道走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光辉道路，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是西藏人民的历史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西藏民主改革定基调、定方向、出政策、谋出路。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西藏民主改革就无从谈起；没有西藏民主改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完整、不彻底。

　　（三）西藏民主改革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由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组成的农奴主阶级对广大农奴和奴隶进行极其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西藏人民灾难深重、生存维艰，西藏社会陷入极度贫穷落后和封闭萎缩的状态。“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式社会形态”“三大领主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三大领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森严的等级制度”“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刑罚”“沉重的赋税和乌拉（差役）剥削”“惊人的高利贷盘剥”“社会停滞不前、濒临崩溃”等各方面都显示，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已经走到了尽头。对于整体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言，西藏进行民主改革是必然选择。历史也充分证明，西藏民主改革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良好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