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吴将军”传说在位于南岭走廊的山地族群“民瑶”当中广泛流传，其以“生要护朝，死要护瑶”为主旨，故事情节则经历了由顺服到反抗、最终反抗失败而服膺于朝廷的曲折过程。这则传说与“民瑶”自身的历史叙事形成互文关系：“民瑶”等山地族群自宋代以来“叛服不常”，明朝在南岭设立卫所之后，叛乱才逐渐平息；清朝时，“民瑶”建立起一套“叛乱—平叛”历史叙事以对应这段历史事实，而这正与吴将军传说的“顺服—反抗—顺服”叙事相呼应。吴将军传说与地方历史叙事显示出边缘山地族群对中央王朝的矛盾认知，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介于华南学派所称的“加入”与斯科特所称的“逃离”之间的一种充满矛盾和张力的策略性共存关系。

　　关 键 词：“吴将军”传说;山地族群;国家认同;南岭走廊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南岭民族走廊‘双重族群身份’现象研究：以‘民瑶’为例”(12YJC850013)。

　　作者简介：刘秀丽，中山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我国学者早期对山地族群的研究主要是在族群分类的基础上开展的单一族群研究，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费孝通、杨成志、江应樑等老一辈学者对瑶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的研究。这种单一族群研究模式被长期继承下来，没有形成以“山地族群”为核心概念、打破族别区隔的整合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者白鸟芳郎在泰国进行调查时虽提出“山地民族”这一概念①，但其仍是以单一民族/族群为视角的，其余相关研究则着眼于山区经济、生态、地理等方面。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少数学者对“山地”略加关注，如林耀华从经济文化类型的角度对山地民族加以论述②，李绍明等人则明确提出“山地民族学”这一概念，但仅仅认为它是“一门应用的学科”③，尚未意识到山地民族/族群研究可能带来的理论增长点。直到2012年人类学学者纳日碧力戈倡导“山地文明与山地人类学研究”④，以及2015年人类学高级论坛以“人类学与山地文明”为主题召开年会，“山地”概念才渐次显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以“山地文明”为中心，相关研究则主要围绕山地族群自身的文化、社会组织等传统主题展开，呈现出一种“山地本位”的研究特点。

　　假如抛开山地本位，山地族群研究可以选择怎样的视角？或者反过来看，从山地族群出发可以拓展哪些学术领域？近年来，围绕前现代山地族群与国家(中央王朝)之间关系的研究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关于这一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程美宝将这两种观点分别概括为对国家的“加入”和“逃离”⑤。前者即以“华南学派”为代表，总体上沿着“帝国的喻义和本地的意义怎样结合起来”⑥这一思路来看待地方社会(华南)的历史演进，坚信这一地方的人群虽身处帝国边缘，但通过宗族运作包括修族谱、追溯祖先的“中原人”身份，或通过修建庙宇、敬拜所谓“敕封”的神灵等行为建构起一套关于国家“正统性”的表述权威，从而在地方的资源竞争中谋取有利地位。而这些行为意味着对国家的认同，也是“大一统”的中华帝国得以长存的原因。科大卫认为这一模式同样适用于瑶人，即瑶人通过相当于汉人族谱的“过山榜”将自己表述为“由国家减免赋税”的人群，从而获得在山地的定居权，而这同样也属于自觉“加入”统治秩序的行为⑦。

　　另一种与之相对的观点，由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在其《不被统治的艺术》⑧中提出，他认为那些身处天高皇帝远的山地人群，通过刀耕火种的农业生产、弃用文字等方式维持自己的“蛮夷”身份，想方设法“逃避统治”。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都有其道理，但是否山地族群与国家之间只存在这两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有否可能存在某种中间状态抑或别样的关系形态？本文拟通过对南岭走廊上的一支被称作(亦是自称)“民瑶”的族群内部流传的“吴将军传说”进行解读，并将其与该族群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叙事进行互文性分析，来尝试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

　　本文的研究对象——湖南江永县的“民瑶”族群即是一支典型的山地族群，其位于南岭(又称王岭)山区，大致于明清时期逐渐形成。在其形成过程中，除了保留下来一些与族群历史有关的口头传说，当地人还不断采用编族谱、族史等文字形式来表述自己的来源和身份，此外还存有大量明清以来的碑刻、契约、官府告示等。

　　对于这样一个既保留了口传叙事又在不断进行文字书写的族群，需将口传叙事与文字书写二者相对照来看，这将为回答一个曾经是“化外之民”的族群在被纳入国家统治秩序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国家权力的认知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等问题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