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离不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然而近百年来，我们曾经对中华传统文化有过严厉的批判，传统文化受到的破坏不可说不大。受其影响，在当代社会当中，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将传统文化看成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对立物。因而，重新认识传统文化，如何向大众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当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工作的两翼。在这方面，我觉得有两点工作特别需要当前的学者们来做。

　　第一是如何将近几十年来学界有关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及时地介绍给大众。从五四以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严厉批判，到今天重新强调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之所以发生这一重大转变，既是百年来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上的实践总结，也伴随着一个世纪以来对于传统文化研究的逐渐深入，而后者又为前者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术界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工作就已经全面开始了。近几十年来已经取得了非常丰富的学术成果。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应该从对传统文化的重新理解开始。如何将这些成果化为一般的知识普及到大众的层面就显得特别重要。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儒家，儒家文化中最重要的经典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在今天看来，“五经”之所以重要，不仅仅因为它是儒家文化的经典，而且还是沉积着中华民族文化智慧的原典。返本方能开新，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所以代代相传，就因为它有一个万世不竭的文化之源时时将后代滋养。可是，“五四”以来受到最严重破坏的就是“五经”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儒家经学体系。“五经”的文字古奥难懂，义理深刻，由于近百年来造成的传统文化断裂，当代人已经很难顺利地阅读，对于里面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更是难以知晓。时至今日，在很多大众读物中，对这些古代文化经典的介绍与表述甚至用的还是几十年以前的话语体系。举例来讲，在先秦时代作为儒家经学之首的《诗经》，今人还仅仅把它当作一部“诗歌总集”来看待和认识。其实，《诗经》这一经典的性质远不同于后世一本普通的诗集，不同于《玉台新咏》，不同于《唐诗三百首》，更不同于现代书店中随处可见的各类“诗选”。它是周代社会的百科全书，用于宗教、礼仪、议政、观风、表达民情、记述历史，它属于周代礼乐文化的一部分，既是诉诸审美的艺术，又是生活的教科书，更是当时学子们学习所用的教本。《诗经》之所以伟大，主要并不是由于后世儒家对它的抬举，而恰恰是由于它自身所承载的无比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由此而言，当下大众对于《诗经》这样的经典的认识还相当浮浅，一提到《诗经》，往往想到的只是“国风”，而且只是“国风”当中的“爱情诗”部分，并且将这些诗称之为“民歌”。其实，现在学术界的研究，早已指出了这一说法的谬误，对于“雅诗”和“颂诗”的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可是，这种对于《诗经》的新的认识和重要成果却没有及时普及到大众文化层面。其实不独《诗经》如此，其它经典的命运更差。如《周易》作为中华智慧的原典，至今有相当多数的人还是只把它当作占卜用书，并由此而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周易》热。《春秋》曾被讥为“断烂朝报”，《礼》书总是在“封建礼教”的阴影下被人误解，《书》由于疑古派的批判而陷入真伪难证的泥潭。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期间，专程到曲阜考察中国孔子研究院时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其核心是讲清楚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其基础则是对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与理解。在这个方面，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们首先应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因此，纠正当代人对于传统文化经典的一些错误认识和偏见，将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及时地介绍给大众，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学者们应该重视的一项工作。

　　第二是要用通俗的方式向大众介绍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基本上都是用文言写成的。对于大多数的群众来讲，文言文的阅读越来越困难。不仅如此，当代学者们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往往以严肃的学术著作面目出现，同样难以普及到大众层面。因此，如何将优秀的传统文化经典以及最新的研究成果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介绍给大众，同样也显得十分重要。也许有的人会说，当代社会分工细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范畴，对于一个从事人文教育和研究的学者来讲，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写出一部部厚重的研究成果，多发表一些高水平的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把学生教好，才是我们的正业。学术普及的工作自有人来做。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把这些典籍放在博物馆当中去做展览，而是希望让它们在当代社会发挥其应有的文化功效。因此，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通俗的方式介绍给当代社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并不主张一个优秀的学者放下自己正在从事的高深的学术研究来做普及性的工作，因为扎扎实实的学术成果往往都是潜心研究多年甚至是一生才能做出来的。我更不主张急功近利，将自己还没有弄懂弄清的东西拿出来误导大众，普及本身也是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但是在当下社会，在深奥的学术成果越来越不受大众关注的情况之下，将自己潜心多年的研究成果用通俗的方式介绍给大众，既是一件有益于当代文化建设的好事，也是自身学术价值的一种体现，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之下，尤其值得我们来做。

　　当下的时代是大众传媒的时代，现代化的传播手段越来越发达，从书刊、报纸、广播、电视到互联网平台，现代化的文化传播手段是立体化的全方位的。这些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不仅为大众提供了更多的获得信息、学习知识的渠道，也为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全方位的便利条件。其实，我们已经从中受益良多。举例来讲，如今我们要查找各种信息，包括最新的学术信息，网络查询已经是最为便利的工具。甚至是一些过去只有到图书馆古籍部里查阅的珍善本古籍，其影印件也可以在网络上查到，我们的研究条件由此而大为改观。一些报纸也以极其灵活的方式，传播和介绍优秀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利用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来获取信息，推进自己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利用其介绍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参与现代文化建设。这不仅意味着当代学者们的研究条件和研究方法正在随着时代而改变，还意味着我们有了直接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的更好的途径。

　　（作者系著名文史学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