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中华民族史大众通俗读物，全景地展现了中国人的血缘、历史、文化和传承。它又好比是一部中华民族历史与人文专题寻根旅游指南大全，不仅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就，也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情景和审美情趣的再现。

　　由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徐杰舜主编的《中华民族史记》近期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这套书是首部中华民族史大众通俗读物，全景展现了中国人的血缘、历史、文化和传承。

　　◆一部民族史的巨著

　　《中华民族史记》共6卷，第一卷《根的记忆》，讲述中华民族的起源和祖先的故事；第二卷《天下万邦》，讲述夏、商、周时期大约1300年间众多民族的故事，中华民族最早的核心族群——夏族形成；第三卷《从华夏到汉族》，讲述从春秋战国到汉朝大约1000年间的民族故事，中华民族的核心成员——汉族形成；第四卷《华胡混血》，讲述从三国到五代大约800年间的民族故事，在这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基因因混血而更加优秀；第五卷《激荡融合》，讲述从宋朝到明朝大约700年间的民族故事，在又一个民族融合的时代，中华民族的基因更加丰富；第六卷《九九归一》，讲述从清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定56个民族的故事，在经历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辉煌和上百年的内外忧患之后，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统一体——中华民族正式形成。

　　徐杰舜介绍说，书中撷取从史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认定56个民族为止漫长的历史时空内，中华民族成员间发生的影响民族史进程的重要事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展现中华民族从古代几百上千个大小不等的族群，经不断分化、重组、融合、演变，逐渐从多元走向一体，发展成为今天56个民族相依相偎、血脉相通、文化相同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过程。

　　◆民族凝聚力根植于文化认同

　　是什么力量将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

　　“中华民族是历史上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过的无数大大小小的民族或族群，经滚雪球式发展，从多元走向一体而形成的。”徐杰舜说，具体来看，中华民族是在古今中国各民族的互动整合中形成的，这个过程并没有终结，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

　　文化基因是底蕴。在中华民族多元的文化表达中，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起源多元的中华民族有共同的文化基因，它存在于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具有同类凝聚的功能，即认同的力量。

　　徐杰舜以玉石文化为例予以说明。“玉是中华民族先民从各种石头中筛选出来的‘石之美者’。”他解释说，玉文化所包含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爱国民族气节、“化干戈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精神、“瑕不掩瑜”的清正廉洁气魄等，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精髓的物质根基，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气质。

　　中央对边疆的向心力是关键。在中国历史上，中央对边疆的向心力，表现为边疆少数民族入朝纳贡、内附受封、请婚和亲等文化现象。中央对边疆的向心力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原因使中央有如此巨大的向心力呢？那是因为各民族都为缔造伟大祖国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建构了中国的历史和文明。

　　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亲和力是内因。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文化层面看，大而言之基本上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的互动、磨合和融合。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本不相容，世界史上这两种不同文化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不计其数，但中国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不仅相容，而且具有巨大的亲和力，这是为什么呢？说起来，奥秘就表现在这两种文化的互补性上。

　　对此，人类学家费孝通有一个重要的论述，即“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交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费孝通的话诠释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亲和力的内蕴。亲和力就是文化凝聚力，正是由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互补性的结合，从古到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谁也离不开谁。这种深层次的内因，使得中华民族虽历经坎坷，但“大一统”始终是大潮流。

　　◆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与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密切相关。几千年来，中国民族关系大趋势的发展分为三大阶段。”徐杰舜说。

　　第一阶段，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公元前2070年，炎黄族群中的夏族形成，中华大地上的民族在互动和融合中出现了新的组合。春秋战国时期，风云渐变，西周时壁垒森严的民族边界逐渐被打破，民族融合的浪潮首先在夏、商、周三族之间兴起。

　　“中国民族关系从多元融合走向华夏一体的标志，是被称为‘诸夏’的华夏族在中华大地上横空出世。秦始皇统一天下，使多元融合而形成的华夏族从分散走向统一，开始屹立在世界东方。”徐杰舜说，从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一个大阶段历时2000多年。

　　第二阶段，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华夏一体，中国的民族结构并没有形成华夏一统天下的格局。国势强盛的汉朝是华夏族转化、发展为汉族的一个拐点。在汉朝与周边族群的频繁交往中，国名“汉”遂被用于称呼华夏族，汉族之称正式确立。这时与先秦时期最大的不同，是形成了人口占多数的汉族与人口较少的其他少数民族共存的二元结构。

　　“在这种二元结构中，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趋势是从民族互化到汉化成为民族融合的主流。”徐杰舜举例说，自宋元之后，尤其是明清时期，一些“夷化”的汉族成为近现代少数民族的祖源之一。回族的形成就是一个典型。自南宋末年到元朝灭亡，经过100多年发展，定居在中国各地的回回，与当地的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融合，在明朝时形成回族。

　　从公元前206年西汉建立，到1911年清朝灭亡，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第二个大阶段也历时2000多年。

　　第三阶段，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鸦片战争后民族概念的引入拨转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大趋势的方向，1894年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激活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1919年的五四运动升华了中华民族的意识，1931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激发了中华民族意识的全面高涨，勾勒出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从以汉化为主流转向中华民族认同的路线图。”徐杰舜说。

　　1903年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概念，到民国时期已深入人心。在同西方列强抗争中，中国各民族团结对敌，在捍卫国家利益过程中加强了互动和整合，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得到了增强，达到了新的认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中华民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声中凝聚成一体，既标志着中华民族形成阶段的终结，又标志着中华民族发展新阶段的开始。”徐杰舜说，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是民族互动的过程，各民族要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强化民族认同，实现中华民族的“美美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