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法制与法治、管理与治理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与指向均存在明显甚至是实质性区别。价值观念、价值观、某某（主义）价值观，也与此类似。其中，价值观念侧重于思想观念中各种为人所珍视并为之努力的美好诉求，如幸福、和睦、自由、平等、民主等，初步回答了个体价值取向“是什么”的问题；价值观的实质是“观”价值，即从一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看待与审视涉及价值的各种思想和行为，由此构成了进一步判断与选择的基准，初步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而某某（主义）价值观，毫无疑问是对价值判断有了非常清晰的理论建构，可称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价值观，它不仅完成了“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办”的逻辑回环，还要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以及相应社会建构的完善。如果说价值观念是散发的、朦胧的，那么价值观已经拥有了观测世界的手电筒，而某某（主义）价值观则进一步完成了由自发到自觉的跨越，提供了理想世界的精神蓝图与动力方案。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个社会中成为主流的某某（主义）价值观，往往是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里，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具体与抽象是任何事物都存在的两个基本面，缺一不可。越强调具体，则越突出个性和个体的特殊性，感受个体的与众不同与世界的丰富多样；越进行抽象，则越突出通过共性提炼出一般，洞察天下大同的规则解码与趋势变化。只关注个性而不关注共性，往往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只重视共性而不重视个性，大多夸夸其谈不着实际。因此，只有充分结合共性与个性，才能真正在欣赏多彩世界的同时领会万变不离其宗的韵味，在探究世界同一性时考量多元与演化。把握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实际上正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的结合。

　　在所有的价值观念中，幸福快乐无疑是最具有一般性或者说普遍性的概念。然而，当我们进一步追问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快乐幸福的时候，每个个体的答案很可能千差万别：有人认为是“财务自由”，有人认为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有人认为是“内心的安宁”，还有人认为是“牺牲以拯救世人”……显然，以追求财务自由为目标的人，无法真正理解人均寿命不高、受教育率较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很低的不丹，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最幸福的国家；以自利为行为准则的人，也无法真正体会宗教人士的幸福追求。正是因为这种差异，才有了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与概念所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理解，也才有了晋惠帝司马衷对老百姓为什么不吃肉糜来解决饥荒问题的“荒谬”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