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奇迹引起全球瞩目。但这种长期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到底是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背景与人口资源等国情所独有的结果，还是可模仿、可复制的关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经济赶超的“中国模式”？众多研究者及国际组织为之展开激烈争论。为此,有大量国内外经济文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环境、内在机制和动力来源等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入探讨。鉴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具有十分鲜明特色的“企业化政府”作用，从较早开始，剖析“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研究的一个焦点就落在了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机制上。

　　这方面的早期文献往往借用西方国家盛行的“财政联邦分权理论”（Fiscal Federalism）来强调1980-1990年代“税收分权”机制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作用。但如一些学者指出，中国不存在地方选举制度，同时居民自由迁移受限，地方政府不对“下”负责而更多的是对“上”负责，因而财政分权理论对解释地方政府激励机制的能力有限。后期文献则开始把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主政官员区分开来，强调地方政府不是抽象存在，其行为模式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驱动，所以要理解地方政府行为，必须从理解地方政府主政官员的动力机制入手。

　　“晋升锦标赛”理论

　　近年来，有一派观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即认为中国中央政府充分利用中央集权和地方官员自上而下的考核任免制度背景，基于“标尺竞争”原理而设计的“晋升竞标赛”机制——官员执政期内经济工作业绩好、晋升机会越大或者说个人政治职业回报越多，成为有效激励地方主政官员发展经济的巨大内在动力（Bo,1996;Li和Zhou,2005;周黎安，2007）。随后跟风的一系列实证研究都声称发现，任期内经济表现愈好的地方官员确实将获得更大的晋升机会。这一系列研究使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型及其验证在近年来成为解释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一个“显学”。并深刻影响了后来的中国增长研究文献，如一些文献开始从经济分权和政治考核结合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结构。

　　如果“晋升锦标赛模型”能够得到确认，不仅对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极为重要的启示，对世界范围内经济学理论，尤其发展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对如何认识政府对经济的作用也将有重大突破意义。

　　西方经济学认为，制度决定经济发展效果。但现有文献大多在民主选举制度的背景框架下研究政府官员的约束与驱动力问题。主流观点普遍认为，民主制度下地方选民“用手投票”和联邦财政分权制度下居民“用脚投票”两个机制的存在，是约束地方政府更主动采取“有利生产的政策”而非“劫掠破坏性政策”的关键。而如果中国“晋升锦标赛”模式能证明，即使没有地方选民投票机制和充分的自由迁移，只需在干部选拔奖惩机制上有精妙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实行像企业聘用职业经理人那样严厉的绩效考核，就可以“驯服”地方政府主政官员，使他们争相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第一要务为工作理念，实现官员个人效用和社会集体福利的协调统一，那么政治学和经济学很多根本性理论观点都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和改写。如有学者提出，俄罗斯1990年代经济增长之所以没有像中国那样出色，很重要原因是俄罗斯转型过程中羸弱的中央政府失去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和引导力，无法对地方官员实施有效的可促进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

　　然而，尽管“晋升锦标赛”假说给我们带来很多启示，却存在很多质疑。首先，关于中国是否真的存在“以经济业绩为核心”的官员晋升制度本身至今都仍然存在巨大争议。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省级官员的晋升更多受到“裙带关系”、“政治宗派”和“忠诚度”的影响，而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还有学者认为，现有研究结果无法克服我国人事安排制度下经济增长与官员晋升的内生性问题——即为了提升一位官员，上级可能会提前安排其去更容易出政绩的地区。如果在激励机制框架下将晋升单纯在激励机制框架下理解为对官员努力的褒奖，那么大规模异地交流的人事安排制度就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可以想见，频繁的官员异地交流，削弱了个人努力与经济业绩的关联度，至少会带来激励机制有效性下降。还有学者更提出，如果用早期文献同样的数据但更严格筛选，那么早期文献所发现的经济业绩与官员晋升之间关联性的结论无法复制。还有学者，如姚洋和张牧扬（2013）在《经济研究》的文章，发现在有效控制官员个人能力因素之后，没有发现经济业绩对官员晋升有显著作用。

　　除了实证证据上的众多不一致，“晋升锦标赛”文献至今在理论上也很单薄。现有文献大多从“激励机制”角度来理解经济业绩与官员晋升之间关系，但未能解释清楚中央政府“以经济业绩为核心”来考核地方官员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一个根本问题是，晋升，到底是褒奖，还是选拔，抑或提拔？如果看作褒奖，那么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是一次性博弈，地方官员之间为晋升而开展的GDP竞争，不一定是良性的和能带来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也就是说，若将经济业绩与晋升的绑定仅仅看做是委托代理模式下的一种激励机制，那么这种机制所会来重复建设、短期内大上快上“短平快”项目、粗放式增长、机会主义等激励扭曲行为，不可能不引起中央的重视和提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