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贫困”与棚户区污名化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城市社会环境复杂，局势动荡，外地人口急遽涌入，住房成为最紧缺的资源，对住房的占有能力一度成为人们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标签。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上海存在大量的棚户区和居住在其中的城市贫困人口，那么，棚户区是否就是形塑上海“贫困文化”的土壤？上海普通市民中普遍存在的以棚户区为参照物的“住房贫困”心态，是否构成刘易斯所谓贫民窟的贫困文化？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从历史学的角度加以探讨。

　　民国时期的“住房贫困”情结

　　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城市社会环境复杂，局势动荡，外地人口急遽涌入，住房成为最紧缺的资源，对住房的占有能力一度成为人们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标签。花园洋房、新式里弄、旧式里弄、平房、棚户区等不同层级的居住社区，在人们的意识中分别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分异，住在什么样的社区、住什么档次的房屋，住多大的面积、与哪些人为邻，往往就是一个人的身份名片。这种大都市所特有的社会现实，在市民意识中逐渐促成了颇具上海地域特色的“住房情结”，1930年代后出现的“房荒”，又使这种心态更加牢固。

　　在这种以住房论贫富的文化氛围中，对不同社会阶层住房状况的关注，成为文化精英社会责任感的一部分，这种责任感又源源不断地体现在各种社会调查报告、报刊或者文学作品中。其中，对占据总人口比例绝大份额的劳动阶层、无房阶层的居住条件的同情和期望改善的呼吁，表现得尤为突出。1926年有朱懋澄《调查上海工人住屋及社会情形记略》出版，他本人指出做此次调查的理由是：“上海实际劳动社会人口总数，约为一百十二万五千人，约占全埠人口百分之七十，是故当吾人研究劳动阶级之情形时，是即研究全城百分之七十之居民之生活状况，是即研究近代之生活秩序也。”由于一般劳动者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之大，所以作者潜意识里是将劳动者的居住条件作为体现整个城市生活秩序的一个重要指标，也可见在当时城市的文化心态中，与居住相关的心态所占的重要分量。

　　上海工人的居住空间，虽然事实上并不仅仅集中在条件最差的棚户区，有些居住在石库门房屋或者平房内，但他们的住处却具有十分明显的共同特征，即“异常拥挤”。正因为拥挤，卫生条件也差，“上海工人住屋的空气和光线是不充裕的，草棚又是其中最不充裕的了”。从景观特征和人口的密集程度来看，将这些贫困人口的住处统称为棚户区似乎也并不为过。

　　1940年代上海爆发的“房荒”，更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1948年3月8日《申报》一篇报道的标题非常醒目：“随房荒应运而生，二房东成时代宠儿——一间过街楼索价八千万，房屋掮客犹如雨后春笋”。而这种对二房东的谴责，只不过是日益加剧的住房贫困问题的一种映射，其背后的社会现实是大量存在的贫困人口和无房阶层，以及密集分布的棚户区。随着内战局势的发展，难民的涌入使整座城市的棚户区问题和贫富悬殊的文化意象更加突出。

　　劳动大众住房的缺乏和居住环境的严峻，也成为文学、绘画等艺术作品极力表现的对象。例如1947年中国图书杂志公司发行的《上海漫画》中有一幅，画的是一口棺材，一个穿长袍马褂的男人躬伏在棺材中，奋力顶着沉重的棺材盖，口中发出愤怒的呼声：“上海房荒严重有逼人住入此中之势”。既然穿长袍的中产阶级居住状况已经困窘若此，更何况处于底层的广大劳动力、无业者或者工人！

　　因此民国时期上海人的精神世界普遍存在一种“住房情结”，即全社会对住房困难的普遍的、持续的关注和忧虑心态，这种焦虑意识不仅存在于享有话语权的知识精英阶层的意识中，同时更存在于缺乏话语权的普通市民尤其是社会底层的心态中，只不过一个可能是住房窘态的旁观者，一个却深陷其中，但他们都是住房贫困环境的亲身经历者。在这种焦虑意识的背后，是极其严峻的整体居住环境低下、贫富两极分化这一社会现实，是上海大都市化过程中客观存在而又极具聚焦性的一个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