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来,一系列医患冲突事件频繁发生,其中不乏暴力伤医、杀医等极端案例。医患矛盾愈演愈烈,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医患双方信任缺失。重建医患双方的信任不仅是建立良好医疗秩序的重要途径,还是节省医疗成本的重要手段。正如社会学家卢曼所指出的那样,信任能将社会中的复杂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简化成可信的和不可信的。在信任的关系中,病人对医生、医院、医疗方法乃至解决纠纷机制的选择就会理性而且高效。

　　患者染疾,医生治病,其中的社会关系本来并不复杂。理想状况下,医患之间应当增加彼此的信任和相互的尊重,通过医患之间的多种努力,成为一个合作性共同体。在传统差异格局的熟人社会下,医患之间彼此信任是一种人格的相互信任,即使发生纠纷也容易在熟人社会的机制下得以解决。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社会,医生和患者之间彼此互不了解各自的信息。此时,医患双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和信任关系只能建立在法律制度之上。没有这种基于法律制度的信任,现代社会的医患关系就难有良性的发展。

　　医患之间的冲突本质上是经济利益的冲突。在现有的医疗卫生法律制度之下,一方面,患者承受着高额的医疗费用;另一方面,医生高强度、高负荷的专业技术活动却并没有获得相应的体面收入。因此医患双方很难将相互之间的信任建立在现有的医疗服务制度和收益分配体制之上,反而将因为制度而郁积的情绪自然地强加到对方身上,进一步破坏了双方之间的信任。患者因为费用压力而不信任医生,不积极主动地配合治疗。医生则因为害怕卷入医疗纠纷而提防患者,采取保守的防御性治疗。医患关系陷入恶性循环,裂痕也由此越来越大。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它不能保证良法之治下没有坏人,但是糟糕的制度一定会破坏人心,伤害人们心中普遍的感情,最终使得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没有了制度依托。

　　因此,笔者建议,通过法律制度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其中最关键的莫过于改革医师收入分配制度,使医生的收入与患者的治疗费用脱钩,避免医生的经济利益与自身的职业伦理以及患者的健康利益相冲突,这是重建医患信任的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在厘清医师收入分配制度的基础上,还必须通过制度鼓励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医师职业共同体,培育医学专业主义精神。从医师职业群体内部的角度,加强行业的自律与约束。医生的专业主义精神是保障现代医疗体系有效运行的基石。一个广泛缺乏医学专业主义精神的社会,想要形成一个让社会公众都信赖的医护群体,必定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