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群集中国学术文化界知名专家学者与当代艺术界艺术大家联手打造的中华创世神话创作与研究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推开。

　　创作者队伍中，三张在文学批评和创作领域颇有建树的年轻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分别是75后的张定浩、黄德海和80后的项静。他们担当“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学故事脚本的撰写工作，并将为接下来的史诗创作提供参考。他们的工作既有对于学术文本的参考、研究，又有对于神话材料和典籍广泛涉览、梳理基础上的创造性重写。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于神话于当代生活之关系、对于今人如何看待和再写神话，有着怎样的见解。本刊独家约请三位青年学者展开笔谈。

　　创世神话谱系建构：少不了强力诗人

　　张定浩

　　●某种程度上，创世神话人物都是类似0的存在，我们不是通过历代典籍和史料去捕捉这个0的所谓本质，而是借助这个0与每个时代不同的真实关系，去理解每个时代，乃至最后理解我们自身

　　●假如我们把西方神话作为参照物进行比较（这种平行参照其实从一开始就存在），会发现在种种表面的差异背后，事实上我们的创世神话一直少了另一个维度，少了另一种人的参与，那就是强力诗人。在中国，曾经最有可能成为类似这种创世诗人的是屈原

　　我不是作为一个神话专家去撰写有关创世神话故事的，而是因为受命写鲧和禹的故事，遂被迫一脚闯入一个原本知之甚少的领域，几个月鼹鼠饮河式的阅读加上浅尝辄止的写作，本身虽完全谈不上能有什么新见新得，但对于旧见和旧得，以及写作中才会遭遇的困难，多少有一点切身的体会。

　　中西神话的区别，诸如为什么中国神话仅存零星而不成系统，为什么汉民族缺乏与神话紧密相连的史诗传统，等等，自鲁迅、茅盾以来就是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然而大多数的解释，都有一个默认的前提，即认为神话已经是一个过去完成时的、不可改变的既定存在，现代人能做的工作，是辨伪、钩沉、搜集整理，乃至适度的系统化构造。也就是说，默默地用神话学来取代神话，如同用观念史取代观念，用文学史取代文学。

　　这方面，现代以来，大抵从茅盾《中国神话研究ABC》为发端，随后，因为中国神话与上古史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是由古史辨派和考古学者接管了神话领域的发言权，神话研究和古史学交融在一起。因此，我们今天要了解中国神话，首先要研读的，非得是上古史方面的著作。而这意味着，从简单的家喻户晓的神话故事折返，先回到幽暗混沌的古典想象中去。以大禹为例，自顾颉刚、童书业合著的《鲧禹的故事》之后，禹至少在汉代已为社神这一说，几为定论，又经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等学者之后，我们会发现，类似大禹治水、合诸侯于涂山等故事可以被还原为一系列先民祷雨神话，禹本身也随着东夷和西羌诸民族在这块陆地上的起伏，经历了一个从雨神到山川之神再到社神的变迁。这里面有两重升格，一是从上古至春秋，禹从传说人物被官方或民间慢慢升至某种社会需要的神格；一是从宋明到现代，禹在被儒家从神坛拉下并赋予圣人之格后，又被现代史学逐渐恢复其更原始的神格。

　　古史的研读与训练，不是教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某个历史或创世神话形象的本质，而是让我们明白和体会在任何历史或神话形象背后的种种具体复杂与含混多变，以及一代代人的想象与要求如何在这些形象身上的附着与体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纠缠在诸如“禹的祖籍一定在（不在）某处”或者“禹一定做过（没做过）某事”这样的简单断论中。又比如在《尚书·禹贡》中出现的禹“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重点就不在于这是否为禹的真实事迹，而在于通过这样的事迹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时期的中国人对于这块大陆的地理认知。某种程度上，创世神话人物都是类似0的存在，我们不是通过历代典籍和史料去捕捉这个0的所谓本质，而是借助这个0与每个时代不同的真实关系，去理解每个时代，乃至最后理解我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