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家的“三代四群”说是刘述先先生（1934—2016）提出来的，相比而言，第四群的显著特点是置身国际化境遇中从而具有开放的视野。如果说第三群中唐君毅的“花果飘零”说为儒学蒙上了悲观的色彩，那么第四群则将这种境遇转变成儒学发展的优势，使儒学之发展峰回路转，跻身世界文明对话中，获得了新生。

　　刘先生家学深厚，其父喜欢宋明理学，后又精研华严宗，跟熊十力、牟宗三都有学术上的切磋，这为先生日后从事儒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而后他辗转海内外，学习、教书、做研究，这让他对儒学的前途有了更加开放的视野和更为清晰的认识。他说，“自己最大的梦想是能够辨别出中国文化中活着与死去的部分，重建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使其具备现代意义，能够针对现代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透彻的批评，从中发展出一整套哲学观念以应对人类在当前所遭遇的难题”，并且认为，“我们上一代适当国家文化面临生死存亡之机，自然而然会激越地谋求凸显出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强调道统的尊严性。但到我们这一代美苏对峙的局面不再，我们的问题是，怎样让世界上不同的族群、国家、文化、宗教、精神传统和平共处，不要让日益狭小的地球村在矛盾冲突中毁于一旦。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有重要的资源可以提供”。所以，先生除了在多个国际学术场合为儒学发声，不得以与人辩论、打笔仗，还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普遍伦理计划”。他英文著述也颇丰，仅论文就逾百篇之多。先生的努力凸显了他对于儒学在全球化境遇中使命的再定位，这一转向意在激活儒学之精神、再创儒学之新发展。可以说，先生一生的学术努力都在践行他的初衷。

　　知及之，仁能守之。刘先生说：我一生的目标就是要在这一个破碎虚无的低沉世界中开出一个真正有光辉有负担有理想的肯定的人生哲学来。先生毕生学术努力真正仁守他的目标，他立足儒学，同时又兼具开放的视野。可以说，“全观”代表了先生的学术胸襟与视野，而“回环”统摄了先生在学理上的致思之路。先生的研究真正昌明儒学，又不故步自封，和第四群的同道为儒学在全球化时代复兴开新路。

　　刘先生提出的“哲学的全观”，一方面体现了他宏观的视野与开放的胸襟，他早年师从方东美先生，形成了贯通中西古今的学术风格，不愿宗属某一学派，而是尽可能汲取各家各派之精华为我所用，之后在美国读书、任教都为他的“全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哲学的“全观”是要“直指时代问题在思想上的根源或症结，意在为未来探索一个可能的方向”。也就是说，“全观”不仅仅是视野与胸襟的体现，它更为深刻的意义是要以“全观”来拯救整个哲学界分崩离析的局面，试图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为“丰富杂多的世界人生内容寻觅到一个共同的根源或基础，然后才逐渐分化成为不同的存有与价值领域”。可见，先生虽置身书斋，但心怀天下，致思紧扣时代问题，学术志向之高远令吾辈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