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所有权论述是其法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其旨在回答如何从生而具有的权利中，推导出只能通过法权行为获得的所有权。

　　康德认为，某样物品，当且仅当其能够在法权上归为“我的”东西的时候，才能构成我的所有物。“法权上的‘我的’（meum iuris）是这样的东西，我与它如此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他人未经我的许可而使用它的时候，就会对我造成侵害。”从引文中可以看出，康德对所有权的界定方式是：首先，客体与主体相“结合”；其次，主体有意作这种结合，他人不能未经我的“许可”来使用它；最后，违背我意志的使用会对我造成“侵害”。

　　可以说，构成所有权的诸要素中，最为关键的是主客体的结合。不具备这一点，意志的行动就没有施展的空间，侵害与否的问题则将不存在。

　　那么，洛克式的劳动是否符合这一主客体相结合的要求呢？康德在《论美感与崇高》以及《法权学说准备性写作》中确实曾以劳动作为主体获得某物的媒介。但在他将批判哲学彻底引入到法哲学以后，却放弃了这个做法。他在《法权学说》中写道，“对一块土地的第一次耕种、划界，或者一般而言对它的塑形（Formgebung），并不能充当获得该土地的资格。这就是说，偶性的占有不能充当实体法权占有的一个根据”。而且对于这种洛克式错误，“人们很难把那种如此古老并且还在广泛流传的意见归于别的原因，而只能归于暗中起支配作用的欺骗，它使物品人格化，仿佛某人通过在物品上付出劳动，就能够使物品对自己负有责任，除了他之外不为任何别人所使用，并且自认为对它们直接拥有一种权利似的”。康德的批判表明，他并不同意身体的行动能使主体的形式附加到客体上。换言之，身体的行动只是改变了客体的偶性，而不是实体。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并不能通过身体的行动得到克服。

　　康德认为，要回到洛克以前的自然法传统中，采纳占有的模式，来建立起主体和客体的联系，使得主体能够在法律上独享客体。“使用可能性的一般主观条件就是占有”，主体对客体的把握是有限度的。人生而自由，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其自由意志支配自己的人身，排除他人随意的强制。并且，人不仅能支配自己的人身，也能通过自己的人身以物理的方式去支配其他的物，这样的支配称为“物理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