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以来，随着王朝中心南移，华南地区的历史发展发生变化，长期被视为“不文”之地的岭南逐渐被整合到南宋王朝政治之中。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科大卫认为，中原王朝对于岭南的政治整合，是在经济发展、礼仪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前提就是儒家思想在这一地区的逐步渗透。经历数百年风云变迁之后，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末的百年间，岭南群星璀璨，丘浚、陈献章、湛若水、黄佐、霍韬、方献夫、薛侃等人大放异彩，其思想与行为深刻影响了岭南的历史格局。尤其以陈献章开创的白沙学派影响最大，其弟子湛若水等人又将白沙学派发扬光大，形成了能与王阳明“浙宗”相颉颃的“广宗”。

　　不应被忽视的岭南思想家

　　陈献章是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明代硕儒。他不仅是理学大家，也是朝廷官员。科大卫把陈献章视为“一个知识分子宗族的开基祖”。陈献章的门人在当时也地位显赫，包括将其思想发扬光大的湛若水、撰写《广东通志》的黄佐等人，都是当时的高官。湛若水在“大礼议”中与广东官员霍韬、方献夫等人一同支持明世宗，在地方打击“淫祠”，推动了礼仪改革。

　　科大卫表示，在明代思想史上，湛若水的重要地位仅次于陈献章和王阳明。当时湛若水是力行礼仪改革的重要人物，其名声不在王阳明之下。《明儒学案》中有一段记述：“先生（指湛若水）与阳明分主教事。阳明宗旨致良知，先生宗旨随处体认天理。学者遂以王湛之学各立门户。”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白沙学派中湛若水等人的思想逐渐被掩盖，甚至常常忽略不提。在中山大学教授冯达文看来，这很不公平。冯达文在其文章中提出，白沙学比之阳明学更有特色，只是因为湛若水之后的白沙学派后继乏人，终于不敌阳明学而衰落。冯达文认为，白沙学回到主体（心）、体认（个人体认）、应然与情性中来，回到了人之本心、人之情性，实际上是回到了孔、孟，但另外一方面又超出孔、孟。他提到，在孔、孟那里，“情”是基点，由“情”引申出“仁”，由“仁”取“道”，最后还是要归于道德理性层面，故程朱理学贬落“情”。而陈献章则是挣脱了外在客观普遍性，贬斥了程朱理学后又回落于主体，回落到个体之心、个人之情。

　　中国历史学家侯外庐等人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一书中，剖析了以湛若水为代表的江门心学远不及王阳明姚江心学的原因。该书认为，一方面，“王阳明在当时‘事功’卓著，影响大”，另一方面，“江门心学主旨多变，对心学的理论主题缺乏一贯、连续的提法和论证，致使江门心学的师生关系中，理论的承接与发扬较为薄弱，湛若水之后就渐渐失去中心和作为一个学派所必须具有的、统一的理论标志，进而导致这一学派不振和衰落。”但是，这样的剖析并不能令人满意。“湛若水是明代岭南思想史上非常值得研究的一名思想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勇表示，“例如，《明实录》和时人文集中对湛若水个人都有所反映。而湛若水之后白沙学派衰落的原因及其复杂性，都值得通过文献梳理、版本对比，作出更为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