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几十年来，东亚社会经历了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人口转型，缩小了家庭结构，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受到极大影响，传统的扩展家庭居住模式逐渐减少，空巢家庭不断增加。这一现象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这将给养老带来多方面影响，如照料的提供、情感的关怀与陪伴等。　 

　　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东亚地区一直维持家庭养老的传统，即子女与老年父母共同生活并为他们提供各方面的支持，传统的三代扩展家庭也是东亚地区老年人最普遍的居住模式。但近几十年来，东亚社会经历了经济、社会、文化变迁，人口转型，缩小了家庭结构，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受到极大影响，传统的扩展家庭居住模式逐渐减少，空巢家庭不断增加。这一现象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这将给养老带来多方面影响，如照料的提供、情感的关怀与陪伴等。为比较东亚国家老年人家庭状况，探讨儒家文化背景下家庭养老的变化规律，笔者选取了中国、日本、韩国三个东亚主要国家，并加入了部分欧美国家作为对比，利用各国历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以及相关研究资料，分析了东亚地区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现状与趋势，并探讨了居住安排变化的影响因素。

　　中、日、韩三国老年人空巢比例呈上升趋势 

　　从统计数据看，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东亚国家与子女共同生活的老年人比例相对较高。老年人“二代及以上家庭户”的比例在中国保持在50%以上，日、韩两国虽略低，但也在40%以上（见表1）。而在欧美国家，这一比例均未超过1/4。可见，东亚国家老年人居住模式有别于欧美国家，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家庭居住安排仍在延续。

　　但与此同时，统计数据还显示，东亚国家老年人的主要居住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目前，日本、韩国老年人空巢家庭户比例已超过二代及以上家庭户，即传统的以“与后代共同生活”为主的老年人家庭模式正在减少。在1980—2010年间，中、日、韩三国老年人空巢的比例呈逐步上升的趋势（见表2）。其中，增长最快的为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十年间增长接近20个百分点，到2010年空巢比例已与日本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日本空巢老人家庭户比例上升速度较为均匀，在2000年之后增速开始放缓。而中国老年人空巢户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没有变化，90年代甚至有小幅度下降，进入21世纪后增速较快。

　　与子女同住的比例随年龄增长而增加 

　　进一步分性别、年龄对“空巢”老年人的构成加以分析，可以发现父母不与子女同住的比例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2010年，中国65—69岁老年人独居或仅与配偶共同居住的比例为40.45%，而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这一比例仅为31.64%。也就是说，与子女分开居住的情况可能只限于父母生活尚能自理的情况下，随着父母身体的衰老，子女还是会在父母身边承担养老和照料责任。另一方面，由于老年女性人口的存活率高于男性，因此独居的女性老人要多于男性。由于女性老人经济独立能力相对较弱，加之女性老人的慢性病患病率高于男性，因此，其容易成为弱势群体，需要从政策和社会服务上给予更多关注。

　　现代化进程和传统文化观念共同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 

　　事实上，东亚国家老年人家庭居住安排的变化受到人口因素、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传统文化观念的共同影响。

　　现代化进程可谓是传统家庭模式的“破坏力”。人口转变是现代化过程中人口发展的表现，以人口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转变为特征。生育率下降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家庭规模的缩减，也就意味着可供老年父母选择同住的成年子女数的减少，这一点在中国尤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高速人口流动，子女成年后由于外出求学、工作等原因不可避免地离开家庭，造成了父母家庭的“空巢”。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也使住房短缺得到缓解，为成年子女组建自己的核心家庭创造了条件。

　　作为经济最发达的亚洲国家，日本已基本完成现代化。在本文所涉及的这30年间，日本社会较为稳定，因此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相对单一。韩国老年人家庭安排变化的趋势与日本相似，但变化更为激烈。随着韩国经济的发展，老年人口独居或仅与配偶同住的比例也急速上升，甚至已超过日本。相对来说，中国的情况更为复杂。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经济转型期，各方面都处于剧烈的变化中。1980年代初，包括死亡率、生育率在内的人口因素都没有稳定，经济发展也刚刚起步。这反映到老年人的家庭生活中，就是之前较高的单人户独居比例随着死亡率的下降而逐渐降低，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2000年。进入90年代后，中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现代化进程对家庭结构的影响开始显现，越来越多的老年父母与子女分开居住，老年夫妇户和单身户比例都有所上升。这一点体现出社会变迁的影响已经超过了人口因素的影响。

　　此外，传统观念和居住习惯依旧存在对老年人家庭安排的约束力。受现代化进程影响，东亚老年人居住偏好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以中国为例，“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城镇中愿意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比例为38.8%，农村为53.6%；与2006年相比分别下降了17%和11%；与2000年相比分别下降了22%和18%。这反映出中国老年人的独立性正在增强。但上述三次调查同时也显示，居住安排为“三代同住”的老年人仍保持较高比例。可见，传统的观念仍占据着主流地位。这种世代传承的家庭观念对老年人的实际居住安排存在着“约束”作用，将会把老年家庭户居模式的变动维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这种约束力更强。

　　传统观念保有的“约束力”与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破坏力”的影响涉及人们观念、行为、生活的方方面面，老年人的居住安排所反映出的只是其中一种表征。正是有了这种西方社会不具备的双向影响力，东亚地区家庭变迁才显示出其独有的特点。日本作为一个业已完成现代化的经济发达国家，似乎为中、韩未来的老年人家庭结构变化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远景。也就是说，经济社会的发展会带来东亚老年人家庭结构的变动，但在文化观念的约束下仍会部分地保留其传统模式，不会完全转变为西方的家庭结构。对中国而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入，空巢家庭比例将持续上升。尽管有一些经济和生活独立性较强的老人主动选择了不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但也有很大一部分老人是因子女外出务工或“失独”等原因被迫处于“空巢”的状态，这部分老人尤其需要社会和政府的支持。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应加快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和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为空巢老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保障，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