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的不断推进，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人们不得不更多地走出私人领域进入到公共空间，这就需要个体走出原有的熟人信任模式进入对陌生人的信任模式。因此，如何构建陌生人信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

　　笔者认为，要构建当代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特别是陌生人信任，可通过两条路径达成：一条是通过强化熟人信任进而提升陌生人信任的复制性路径，另一条是独立于熟人信任进而寻求新的陌生人信任的创造性路径。复制性路径强调陌生人信任是熟人信任的延续，受熟人信任的诱导而产生。传统中国社会主要通过对熟人关系建立对陌生人的信任。但从功能主义视角来看，独立于熟人信任的创造性路径可能更为重要，特别是在流动频繁的现代工业社会，仅凭维持熟人信任提升陌生人信任既不现实也无可能。创造性路径强调陌生人信任可以独立于熟人信任，不受熟人信任的影响，可以寻求其他方式加以促进。这一途径是独立于熟人信任而产生的对陌生人真正的信任，因此可被称为“真正性信任”。

　　熟人信任是陌生人信任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

　　熟人信任是否有助于提高对陌生人的信任，这是信任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一直在争论的问题。包括韦伯在内的多数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本质上是一种“血亲关系本位”的特殊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对外人的普遍不信任，因此很难扩展到血缘关系以外的其他人群中。但近年来有关人际信任的大量实证研究却发现，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熟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存在正向关联——熟人信任有助于促进陌生人信任。持该观点的人将对他人的信任看成一种人格特质，无论对象是内群体还是外群体。依此观点，对他人的信任代表了一种普通人的合理性的乐善好施的信念，对他人的信任在早期经验中获得并延续到成年。这一关联论并不否认对亲近的人的信任大于对较为疏远的人的信任，但坚持认为对陌生人的信任伴随着熟人信任的变化而变化，因为他们都基于同样的信任能力。近来有研究进一步发现，虽然熟人信任和陌生人信任有积极的相关，但它们有不同的表现，熟人信任是陌生人信任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由此来看，在社会流动愈加频繁的当代中国社会，人际信任的生成和重建不能离开熟人信任而独立存在。

　　基于熟人关系的复制性路径可通过以下路径达成。一是亲缘共同体的重建。中国传统社会是家本位的社会，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一方面基于天然的血缘和亲缘关系形成了“血亲关系本位”的特殊信任，另一方面也会通过“袭、认、拉、钻、套、联”等拟亲化的策略将陌生人关系熟人化，从而将特殊信任普遍化。二是职业共同体的重建。通过上述“拟亲化”等关系运作的方式将熟人信任转化为陌生人信任的过程，本质上也就是在一个信任分类系统中将“外人”内化为“自己人”的心理认同过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就是这样一种通过心理认同机制将熟人信任转化为陌生人信任的重要途径。从改革开放前的“单位制”到市场经济时代的现代职业体系，作为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职业群体在促进群体合作、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事同一行业的人所组成的职业群体及其成员由于在生活目标、社会规范、道德原则及生活经历等方面有较大的相似性，因而可以借由职业道德或职业伦理的规范确立作为陌生人信任重建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