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作家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情怀，他们热切地关注并表现现实，再加以《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对“非虚构”写作的倡导，从而诞生了一批影响广泛的作品，其中，女作家的表现相当出色。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是开先河之作，它出现在“非虚构”写作旗帜之前6年；在“非虚构”写作的旗号之下，有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郑小琼的《女工记》、乔叶的《盖楼记》与《拆楼记》、李娟的《羊道·春牧场》与《冬牧场》、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王小妮的《上课记》等。这些作品一经发表，即引起强烈反响。女性作家如何用“非虚构”且“文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现实情怀呢？

　　“自我”与他人世界的关系重建

　　对21世纪女性作家而言，重新拥有“现实情怀”是一次重大转向，它意味着对自我身份与自我意识的去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阶层分化与作家的自我意识已经使作家与更广大世界的现实之间产生了不小的距离：一方面，林白、梁鸿等女性作家已经通过奋斗成为被大多数人艳羡的对象，她们普遍住在城市，拥有不错的收入、地位与社会关系。这种身份将她们的个人世界与由大多数人构成的他人世界区隔开来。另一方面，在90年代女性作家的自我意识中，自我与现实是对立与对抗的两极，自我孤独、敏感而脆弱，现实则冷酷、坚硬而粗暴，它常常侵犯、伤害女性的自我。女性因此选择从现实世界中抽身而退，将自我幽闭于“一间自己的房间”。

　　在此意义上，去蔽是发现自己对他人世界的“不见”。林白坦言，“许多年来，我只热爱纸上的生活，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梁鸿怀疑自己大学教师的工作“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孙惠芬坦承，“在有了一些经历跨过知天命之年这个门槛之后，我不再喜欢悲剧”，在遇到身边人的悲剧不得不面对时，“也尽量让自己麻木，不去用心体会”。

　　去蔽更是重建“自我”与现实的关系，这需要双重敞开：一方面是“自我”的敞开，女性作家必须具备了解他人现实的热情与直面现实的勇气。中国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精神传统与女性对生命的关怀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需要他人世界对女性作家的敞开，它有赖于一个合适的通道。这个通道，在林白那里是她家的保姆木珍；在孙惠芬那里是她的朋友贾树华及其带领的心理学研究小组的邀约；在梁鸿、乔叶与李娟那里，是她们曾经的农家女儿身份；在郑小琼那里，是她曾经的打工妹身份；在王小妮那里，是她的大学教师身份。这个通道保证了她们不会被他人世界视为需要警惕的彻底的外人，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能够休戚与共的人。

　　“我在”与复调的真实

　　如果说“非虚构”之“非”意味着对真实的承诺，那么，女性作家的“我”在多大程度上进入了他人世界就显得至关重要。它体现为女性作家的“我在”。

　　“我在”，首先意味着“我”对他人世界的参与。不同作者的在场方式是不同的：对李娟而言，是以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方式，进入牧民的家庭，跟随他们在牧场生活和劳动；对乔叶而言，是卷进姐姐家的拆迁事件，为她提供经济、谋划与人际关系上的支持；对王小妮而言，是关注并介入学生的成长；对林白、梁鸿、孙惠芬、郑小琼而言，是进入那个被各种数字、术语概括的他人世界，把他们还原为个体的人，倾听他或她的故事。

　　“我在”，还意味着“我”是携带着个人的情感、思想与态度进入他人世界的。女性作家能否放下或克制、反思“我之先见”，影响着“我”对他人世界真实的趋近程度。所谓“我之先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知识分子在面对他人世界时的启蒙姿态或道德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林白做得最彻底，她彻底放弃了启蒙立场，只是倾听木珍的话语，也因此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木珍呈现出的世界的多样性。对其他女性作家而言，与他人世界打交道的方式是行走与交谈，行走使“我”看到持有不同立场的人，当“我”克制自己的启蒙姿态与道德立场时，就能够听到这个世界的众声喧哗，它们彼此之间构成的对话、博弈与补充关系，共同构筑出他人世界复调的真实。

　　“我”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能放下“先见”，能否抵达真实考量的是“我”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对“他人之见”的“了解之同情”。她们的作品不乏“我之先见”与“他人之见”碰撞的情节，它提示出“我”与他人的差异与距离。不过，发现差异之后却很少有各执己见的争执，而是“我”的体谅与反思。比如《生死十日谈》中“我”不仅放下了先见，而且反思“人永远做不到真正的设身处地”；《冬牧场》中，面对牧民游牧生活方式的即将终结，“我”从人类文明多元性的角度深感遗憾，但当“我”听到牧民表示更愿意过定居生活时，开始尝试从对方的立场上理解差异，并意识到他们才最有发言权和选择权。借此，“我在”呈现出的，就不仅是他人世界复调的真实，还是“我之先见”与“他人之见”的复调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