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诞生，与作家的才、胆、力、识分不开。尽管路遥在20世纪80年代所创作的《平凡的世界》并不被当时的文学界看好，但他拥有了同时代许多作家所不具备的冷静与深刻、清醒与理性。而这些思维品格，既基于他长期的文学阅读与判断，也基于他深邃的历史观察与思考。

　　要研究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必须联系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创作环境。路遥是位现实主义作家，也是新时期“相互拥挤”的文学环境中，找准“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他自己独特体验区位的著名作家。他在198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人生》，把人物置身于这种“交叉地带”，关注农村有志有为青年的出路问题，直击中国城乡二元社会之弊。这部作品所拥有的深刻性与丰富性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评论家冯牧曾说：“现在青年作者，学柳青的不少，但真正学到一些东西的，还是路遥。”小说在1983年获全国第二届优秀小说奖，进而确立了路遥在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地位。

　　之后，路遥开始潜心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进行更加艰苦的文学远征。他仍沿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以孙少平、孙少安兄弟等人的奋斗历程，串联起1975年到1985年间中国城乡社会的巨大变迁，讴歌普通劳动者的情感、奋斗与梦想。这部长篇小说最早被命名为《走向大世界》，基本框架设定为“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三部曲分别取名《黄土》、《黑金》、《大城市》。为了完成这部多卷体长篇巨著，路遥先后花费了六年左右的时间。其间，他多次重返陕北故乡，体验生活，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认识。小说为何要设定为“1975年到1985年的中国城乡社会生活”呢？他后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作了回答：“这10年是中国社会的大转型时期，其间充满了密集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些事件又环环相扣，互为因果，这部企图用某种程度的编年史方式结构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们。”可见，作为在这个时期由中国最底层农村一步步奋斗到城市的作家，路遥充分领略了“大转型期”的主题与诗意，深刻感受到它所赋予的史诗性。

　　其实，路遥在动笔创作《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时，我国文坛正处于现代主义文学流行、现实主义文学“自卑”的时期。许多作家唯恐自己不新锐、不时髦，纷纷开始向“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象征主义”、“黑色幽默”等方向突围。而路遥所坚持的“历史书记官”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没有得到当时文学界的认可，反而被指责创作方法“过于陈旧”。《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虽然勉强刊发在《花城》杂志1986年第6期，但评论界对这部作品几乎是全盘否定。为此，路遥激愤地说：“难道托尔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人一夜之间就变成这些小子的学生了吗？”后来有人说，路遥当年固守传统现实主义阵地，是因为他不懂得现代主义。这种说法站不住脚。路遥不仅懂，而且很懂。他曾在一些中短篇小说中，娴熟地运用过现代主义的创作技法。路遥曾悲壮地告诉朋友：“生活和题材决定了我应采用的表现手法。我不能拿这样规模的作品和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去做某种新潮文学和手法的实验，那是不负责任的冒险……作品发表后可能受到冷遇，但没有关系。红火一时的不一定能耐久，我希望它能经得起历史的审视。”事实上，路遥当时也认真思考过自己创作的出路问题：是认真继承现实主义传统，还是像别人那样“唯洋是举”？是像“书记官”那样真实地再现历史，还是追求所谓的新语言、新形式？是尊重大众，还是故弄玄虚？……他最后的结论是：“考察一种文学观点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们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至于一定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上是一种批评的荒唐”。拥有这样深邃历史理性的路遥，当然不会盲目跟风，而是决心继续为读者进行有温度、有情感的写作。他以极大的艺术自信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相继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第二部、第三部的创作。但就在写完第二部的时候，他的身体出了问题。直到1988年5月25日，他终于为《平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而在同时期，中国文坛却开始了所谓的“新观念与新方法论”试验。许多作家强调创作的潜意识性、非理性，强调表现人的情欲和原始性。甚至到后来，倘若小说里不写人的原始性欲，就不是小说；不在形式上玩所谓的“花样”，就不是好小说。另外，许多作家也开始进行所谓“零度写作”与“新写实主义写作”。这些新“潮流”使文学界开始拒绝大众、忽视大众，在极度自我的“象牙塔”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凡的世界》的发表自然不容乐观。其中，第二部没有在国内任何文学刊物上公开发表，第三部也只是刊发在更为边缘的《黄河》杂志上。即使如此，路遥在给友人的通信中仍明确坚持自己的创作观点：“当别人用西式餐具吃中国这盘菜的时候，我并不为自己仍然拿筷子吃饭而害臊……”

　　事实上，路遥坚持用中国式方法做出的这盘“菜”，却赢得大众的好评。1988年3月27日，《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开始了长达小半年的播出。这部完整地再现社会转型时期纷繁多变的社会现象、真实地反映社会底层奋斗者悲欢离合和心灵世界的现实主义力作，一下子征服了广大听众，并产生了强烈共鸣。小说的广播听众达3亿之多，听众来信居20世纪80年代同类节目之最。如此之大的社会反响也迫使评论家们重新反思自己的判断。最终，路遥于1991年凭借这部作品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在此之后，《平凡的世界》一直在读者中拥有热度，成为最受热捧的“茅盾文学奖”作品。而当年那些以所谓的“新结构”、“新技巧”、“新语言”创作出的红极一时的作品，如今早已销声匿迹。前不久，著名文学评论家李陀先生就指出，“以往对路遥的评价是不公平的”，路遥写出了人的丰富性与社会的丰富性，但当时的评论家们并没有认真关注。

　　写到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讨论什么是文学的本质。文学的本质不是华美的语言与复杂的结构技巧，而是展示人性的光辉，传达一种精神和力量。就《平凡的世界》这部现实主义作品而言，它所呈现的精神与价值是丰富的、多维的。奋斗者在这里能找到励志的精神支撑，社会学者在这里能找到对人的命运和尊严的关切，哲学家在这里能找到思考的深度，历史学者在这里能找到中国社会大转型时期的真实影像……而这些精神价值均是路遥通过文字浸润人心的。《平凡的世界》不但恪守了现实主义原则，更是发展了现实主义，并在新时期以来文学向“经典现实主义”回归的道路上创造了一个新的高度。倘若路遥当年也是位跟风者，今天的大众绝不会记住他的作品，更不会纪念他！

　　正如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所言：“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像路遥《平凡的世界》这部呈现中华民族精神、情感和灵魂的优秀作品，理应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并且占据重要位置。相反，任何忽视它的当代文学价值的评判，都是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负责任。

　　（作者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