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研究以“社会互构论”为理论视野，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研究”项目所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为证据，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中的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研究发现：（1）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是个人与众多社会化机构之间多元主体互构的过程；（2）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一方面体现了新型现代性理论所倡导的社会化的价值目标，即培育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公民，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许多与之相悖的性状；（3）当代大学生在政治社会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重要的具有时代标识的特征，如传统性与现代性政治认同相互交织，“爱国”与“爱世界”对立与兼容并存，中西政治制度认同和谐共生等等，均与他们身处中国社会转型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时空压缩”这一特征存在一定关联；(4)以政治认知图式为核心的选择性建构或“意义采择”，既是大学生在与政治系统互构过程中的一个核心机制，同时，也是构成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源泉。

　　关键词：社会互构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全球化；机制

　　一、社会互构论：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理论新视角

　　政治社会化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系统通过影响民众的政治思想与态度来维护自身政治秩序和稳定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民主社会动员公民政治参与，促进社会政治系统变革的重要路径。西方早期的政治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密尔等人的著作中，都不乏关于政治社会化的论述。他们均高度重视政治秩序的稳固，认为政治系统要维持其统治必须通过各种途径使其社会成员接受并形成合乎统治阶级要求的政治价值和政治信念。在传统政治学理论的基础上，随着二十世纪中期西方社会秩序问题的涌现，一批政治学研究者，如伊斯顿（David Easton）、海曼（Herbert H. Hy?man）、赫斯（Robert D. Hess）、格林斯坦（Fred I. Greenstein）、丹尼斯（Jack Dennis）、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斯通（William F. Stone）等，将目光集聚到了公民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问题上，正式提出了“政治社会化”这一学术用语，并围绕该主题开展了大量的理论与经验研究。①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政治社会化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领域中一门颇具规模、影响较大的新型分支学科，积累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从西方政治社会化研究者们在其著作中明确表达出来或实际隐含的理论、命题和假设来看，可以根据他们对“谁为政治社会化主体”这一问题的答案，将西方传统政治社会化研究划分为系统论与建构论两种研究范式，前者将政治系统视为政治社会化的主导者，而后者则认为政治社会化完全是个人的建构。两种研究模式随着西方社会的现实变迁、学术思潮的涌动在不同时期展示出了或轮番上场，或相互交织的状态，在对立与交融中共同构建了传统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理论大厦。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的变迁与组织结构的转型，中国社会日益呈现出了差异化、多元化、多样化的特征，面临着如何将越来越离散的个人重新整合于公共秩序之中的问题。因此，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研究者就开始了对政治社会化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成果。大学生作为思想和行为都最为活跃的知识青年群体，其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直接关联着政治、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方向，也因之成为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群体。但总体来看，我国政治社会化研究特别是对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研究水平还较低。在研究内容方面，基本上都是公式化地介绍或探讨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功能、途径等问题，而对个人政治社会化的机制、过程、与政治系统的互动、现状等问题还研究得很少；在研究方法方面，多停留于单纯的理论阐述，多从应然的角度看问题，普遍存在重规范分析轻经验研究、重定性分析轻定量研究的倾向，还缺乏比较分析、系统结构分析等，严重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与质量；研究视角方面，基本采取结构论的模式，重视各种政治教育机构对个人的政治影响研究，而忽视个人的主观建构过程、特点等方面的研究，更缺乏政治系统与个人的互动性研究；研究的视野方面，很少有研究者将政治社会化问题放置于中国社会转型、信息化、全球化等更为宏观的环境中进行研究。

　　鉴于我国政治社会化研究存在的上述问题，在深入总结西方传统政治社会化研究模式之利弊的基础之上，我们选择了应中国新型现代性而生的社会互构论为基本的理论视角和理论视野，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社会互构论”是由郑杭生教授与其学术团队成员杨敏教授在反思西方旧式现代性及西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以中国社会转型表现出来的新型现代性特征为现实依据而提出的最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社会互构论”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突破和超越了西方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僵死的、静态的、绝对的二元对立的理解，认为“个人”和“社会”同属于人类生活的共同过程，表征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双重性，二者之间是互构与谐变的关系。②

　　我们认为，政治社会化从本质上来看，正是个人与社会关系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化。社会互构论作为当前最前沿的基础社会学理论，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特别是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能为我们观察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现象提供更辩证的视角和更宽广的视野，从根本上避免政治社会化研究在“系统论”与“建构论”之间游移的困境和怪圈，真正实现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本土化。正是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我们从自己收集到的第一手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的经验调查资料中，看到了在传统社会化理论视野下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获得了不少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新认识。

　　本文以对北京市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及深度访谈资料为基础③，所有数据均来自笔者所承担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科建设重大攻关项目“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研究”项目。项目共分五个分项调查，每个调查单独设计问卷并单独施测。所有调查在确定样本容量时，将置信度设定为95%，允许抽样误差控制在3.0%。首先通过抽签方式从北京市的高校中随机抽取6-12所学校，然后在每所学校确定4名左右调查员实施调查。由于该项目研究主要涉及的是政治定向与政治参与，如果从学校官方渠道发放问卷或者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会让被调查者产生思想顾忌，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因此，调查员都是通过进入宿舍调查的方式发放问卷，让被调查者尽量在自然的环境自由地填答问卷，大约半小时之后调查员再返回学生宿舍回收问卷。

　　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质：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

　　对于“谁为政治社会化的主体”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区分传统政治社会化理论内部不同研究范式的核心标准。以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为代表的系统论范式研究者以系统输入和输出的方式研究了政治系统与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关系，将政治社会化视为政治系统向社会成员输出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在接受这种灌输之后形成或扮演政治系统所需要的政治角色的过程。④对于个人的具体政治社会化过程，他们偏向于一种社会教化模式，认为在政治文化传递过程中，以政治社会化机构为代表的教化者是灌输、训练、教化的主导者，个人则是接收、吸纳这种政治文化的客体。因此，许多研究者将研究的焦点都集中于政治社会化的机构，如家庭、学校身上。特别是早期研究者对儿童政治社会化的集中研究，正是基于他们对家庭作用的高度重视。他们认为童年时期社会化机构对个人的影响是单向、持续的，一个人的政治取向和政治人格是在人生的早期——儿童时期就已形成，在政治社会化机构的影响下“儿童先入为主的经验左右一生”⑤。与该理论范式相对的是建构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后现代主义及建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政治社会化研究者逐渐开始突破结构论的理论范式，不再认为个人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教育机构单方面灌输的结果，认为从根本上说是个人主观对政治系统进行建构的结果。结构论中的主客体在建构主义者的视野中彻底调换了方位，个人成为了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绝对主体。对于具体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一些研究者也从社会教化论转向了个体学习论，研究重点从“如何教”转向了“如何学”，如赫斯就对个体的政治学习具体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⑥对于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原因，研究者们不再关注外在于个人的社会化机构，而集中于从个人身上寻找，如个人的思维特点、个性特点等。斯通的《政治心理学》是从人的个性角度来研究政治社会化的典型代表著作。⑦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有关政治社会化研究的理论范式，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学理论中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两种对立研究范式在政治社会化问题中的具体表征。不管是将主体放于哪一极，都会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片面性与极端性。在深刻反思西方传统社会学理论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互构论，对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全面系统而辩证的审视，彻底否定了个人与社会之间单向链条式的因果关系、依附关系、支配关系，从根本上突破了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两难困境，将一切社会事物都视为多元主体互构的产物。这对于当前中国的政治社会化研究，尤其是在此方面的创新研究，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我们以“互构论”为指导，以收集到的第一手相关实证调查资料为证据，获得了以下结论或发现：

　　1.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多元主体互构的过程。我们的研究发现，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个人、政党、政府、家庭、学校、传媒、网络、社团、同辈群体等多元行动主体互构的过程。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是这些多元行动主体在多维时空（从学前、小学、中学到大学时期，从家庭、学校到社会，从现实到虚拟空间范围）中形成的“合力”。每一行动主体都有自己的行动意图，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念改变对方，而最后在型塑对方的过程中也被对方型塑，最后呈现的结果是行动主体之间在不断调整和改变后达成的共识，而不是各自原有的意愿。从我们的问卷调查情况来看，当代大学生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了对政治系统积极的政治定向，但从认同的程度来看，认同水平还不高，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0-100 分的范围内，国家认同为72 分，政党认同为63.7 分，政府认同为54 分，政治制度认同为56.89 分）。这一实际测量到的得分水平既与一些人提到的中国民众政治认同处于危机状态这一说法不一致，也与许多政治教育研究者和实践者认为的“大学生对中国政治认同感强烈”这一乐观的判断和预期存在一定的差距。

　　肯定互构主体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承认各种主体在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影响力上的均等性。虽然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各类行动主体所形成的“合力”，但不同主体因其与“着力点”的距离差异、方向差异，尤其是因其所拥有的互构资源差异，而对这一“合力”所贡献出的“分力”是不同的。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言，女性比男性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程度高，二者之间的差异在统计意义上显著。不同的年级学生以及文科生和理科生在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在家庭因素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父亲的政治态度对大学生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没有显著影响。

　　在学校因素中，高中参加的政治活动和高中学习的政治知识对大学生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大学教育的因素中，大学专业课老师的政治态度对此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之下，大学两课气氛自由以及大学两课老师政治态度对此无明显影响。

　　在同辈因素中，大学同学的政治态度对大学生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就媒体因素而言，对媒体的信任度以及与主流媒体接触的程度对此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与外国媒体接触程度对此没有明显影响。

　　在个体因素方面，批判性思维和权力制衡对于判断是否是好制度的重要性对此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效率对于判断是否好制度的重要性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相比之下，公正对于判断是否好制度的重要性对此没有明显影响。

　　另外，就政党制度而言，大学生对政党制度的认同虽然在性别以及文理科上没有显著性的差异，但在年级上，随着大学学习和生活的推进，大二学生对政党制度的认同度显著低于大一学生。

　　在家庭因素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关于政党制度的认同有显著性的正向作用，而父亲政治态度则对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在学校因素中，高中阶段参加的政治活动和学习的政治知识对大学生关于政党制度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大学教育的因素中，大学专业课老师的政治态度对大学生关于政党制度的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两课老师的政治态度对大学生关于政党制度的认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两课老师政治观点与主流媒体一致度越高，大学生在此方面的认同度越低）；而大学两课气氛是否自由则对其无明显影响。

　　同辈因素和媒体因素对大学生政党制度认同的影响，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似。

　　在个体因素方面，效率对于判断是否好制度的重要性对大学生的政党制度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权力制衡对于判断是否好制度的重要性对大学生的政党制度认同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批判性思维和公正对于判断是否好制度的重要性则对此影响不显著。

　　2. 个人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主体。将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视为多元主体的互构，也意味着对个人主体性的价值肯定。政治社会化不仅是政治系统对个人的型塑过程，也是个人对政治系统的能动建构过程，这两个过程构成了政治社会化的“二重性”。我们的研究表明，作为政治社会化的主体，大学生对政治系统的建塑和型构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在政治定向中对政治文化的选择性认同。他们当前所形成的政治态度并非完全是政治教育机构灌输的政治信息所决定的，而是社会化机构塑造与个人自我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是在政治行为方面的选择性参与。作为政治定向的重要外在表现以及型构政治系统的重要方式，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程度以及方式也都是他们在与政治系统互动过程中自我选择的结果或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