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燕婷，付佳荣，东莞理工学院 城市学院，广东东莞　523000 张燕婷(1977-)，女，北京人，东莞理工学院政法系讲师，英国博尔顿大学教育学硕士，主要从事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学校社会工作研究；付佳荣(1986-)，男，黑龙江人，东莞理工学院政法系讲师，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工作硕士，主要从事学校社会工作研究。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高校校园暴力逐渐升级和恶化，说明了传统的高校暴力预防和干预模式存在一些不足。作为一种专业的助人方法，学校社会工作在高校校园暴力的介入过程中有着独特的空间与优势。本文旨在把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方法引入校园暴力的预防和干预体系之中，并从学生、学校、家庭、社区等系统进行分析，尝试构建学校社会工作视角下相互融合、多元整合的介入模式。

　　【关 键 词】学校社会工作；高校；校园暴力；社会工作介入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4)02-0040-08

　　近些年来，我国高校校园暴力逐渐升级和恶化，2004年的云南大学马加爵事件、2010年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凶杀案，以及2013年的复旦大学投毒案等，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高校校园暴力不仅对受害者及其家庭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而且破坏了校园的稳定与正常的教学秩序，导致了极其不良的社会影响。高校校园暴力事件的频发，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传统的高校暴力预防和干预模式面临的困境与不足，无法有效回应转型期各种新问题和新状况对高校大学生的诸多影响。目前，对于高校校园暴力的分析主要基于法学、犯罪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相关视角，在实务过程中往往基于传统行政化的介入模式。作为一种专业的助人方法，学校社会工作在英美国家具有较长时期的发展历史和实践经验，如在美国，针对学生所受学校、家庭和社区环境因素的不同，形成了包括传统临床模式(the traditional clinical model)、学校变更模式(the school-change model)、社会互动模式(the social interaction model)和社区学校模式(the school-community model)①和学校-社区-学生关系模式(School-community-student relations model)②在内的多元学校社会工作模式。日本的学校社会工作也注重对学生逃学、被欺负、被虐待、发展障碍等方面的援助和介入。③香港地区在政府支持下，积极地推行“一校一社工”机制，为不同层次的学校青少年提供了多元化社会工作服务。④这表明，国际上，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包括高校、中小学等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学生群体已成为惯例，学校社会工作在介入高校校园暴力、校园欺凌等事件中有着独特的空间与优势。本文尝试运用学校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方法对高校校园暴力的介入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并通过一种多元整合模式的建构，以助推学校社会工作协助高校学生工作的相关服务和实践。

　　一、校园暴力发展的新态势：学校社会工作的介入前提

　　(一)高校校园暴力内涵演化及其界说

　　在进行高校校园暴力的介入模式分析过程中，有必要对基本概念进行科学理解与思考，并熟知校园暴力的维度与类型划分，因此，对于“校园暴力”的概念界定就成为了一个重要前提。在学术界，对于“校园暴力”的概念有着许多不同的解读，尚未达成一致的见解。姚树龙通过对国内相关学者观点的梳理，根据暴力场域和对象的不同，认为目前存在着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界定模式：一种是以“校园”为中心的校园暴力界定模式。这种模式强调了暴力行为应以学校为中心，主要观点有“校园内暴力说”、“校园内及周边暴力说”和“校园被害人说”等，涉及了暴力行为发生的区域位置以及暴力的影响因素。另外一种界定模式是强调以“师生”为中心的校园暴力界定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观点有“被害人说”、“加害人说”和“综合说”，这种模式主要在暴力侵害对象的范畴层面进行了界定。⑤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场域和对象的讨论，这些模式的界定是基于一个整体校园暴力的模型来进行研究的。然而，高校校园暴力事件还在其他一些重要维度上体现出独特之处，相对于中小学校园及管理制度，高校的社区场域和文化更加开放和多元，进入高校场域的对象及身份也更为繁杂，学生、教职员工和其他社会人员进入学校较为容易，相应的进出管理制度并不完善。同时，高校学生拥有更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活动的范围较广，社会网络的链接能力较强，这些都逐渐超越了校园的单纯围墙界限，高校与其周边的社区界限比较模糊，并没有存在一个特别清楚或者严格的界限。因此，笔者认为高校校园暴力的模式界定，在地域层面上应以“学校社区”作为中心，在暴力性质、暴力缘由等方面应该考虑高校校园的开放性、文化多元性、社区复杂性等要素。通过近些年来的暴力事件分析，可以发现虽然教师群体和一些非校园外来群体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主要的施暴群体和受害群体都是学生群体，因此，在进行对象界定的过程中，“学生-学生”、“学生-教师”、“学生-社区”、“学生-家庭”关系应成为高校校园暴力关注的重要对象域。根据目前的现实案件反映，纯粹的“师生”中心模式界定并不具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革，以及科技、信息的迅速扩张，校园暴力的界定外延其实也在不断地扩张。美国的一些研究显示校园暴力的界定在内容上其实是不断拓展的，校园暴力的涵义包含了一系列的行为：生理伤害、心理伤害和财产损失，频繁的恃强凌弱、语言威胁、团体暴力、对教职员工施加暴力，以及对男女同性恋、跨性别、双性恋所施加的暴力等。⑥基于以上的整理和分析，笔者认为高校校园暴力的模式界定应以“学校社区”和“学生-学生/学生-教师/学生-社区/学生-家庭”作为核心，而且两种界定的模式本质上并不冲突，显示了互动、动态、结构的关系网络空间，呈现了一种“场域-文化-结构-行动”多元视角的理解。与此同时，在概念界定时也要兼顾社会变迁对于暴力内容上的影响，对于高校校园暴力的界定除了要基于高校校园暴力的本质，而且也要明确高校校园暴力与社会的发展是存在密切关系的，存在着社会性和动态性的特点，以及多元文化的影响与投射。因此，高校校园暴力的界定也说明了相关的介入应该是多元取向的。

　　(二)高校校园暴力的主要表征

　　有效的社会工作介入，需要对高校校园暴力行为-事件的特点进行切实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得到迅猛发展，社会的变迁和急速转型，以及多元文化的进入，对高校学生造成了深远影响，尤其对其思想价值层面的冲击更为显著，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潮的盛行，多元主体性的自我释放、表达和空间挤压，转型期社会竞争的加剧，这些都使高校校园暴力行为也呈现出了新的变化与特点。目前高校校园暴力行为-事件主要呈现出如下特征：第一，暴力类型多样化。近些年来，高校校园暴力类型更加多样化，常见的高校校园暴力类型包括本人的自残、自杀行为，校外人士进入校园造成的暴力行为，师生之间的暴力行为和事件，学生之间的暴力行为，以及教师之间的暴力行为等。⑦这些暴力行为-事件一般都会涉及生理伤害、心理伤害和财产伤害，而且在生理伤害和心理伤害方面呈现出深度伤害的特点，一些暴力行为直接导致受害者失去生命，有些行为会导致受害人或家庭长期处于心理创伤之中，比如复旦大学的投毒案等。第二，暴力手法技术化。相对于中小学学生，高校学生有着更强的认知和操作能力，知识水平较高，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更容易获取相应的信息。⑧在实施暴力上，手法比较细腻和缜密，高智商犯罪近些年呈现上升的趋势。第三，暴力影响传播化。网络媒体、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的广泛普及，信息的传播速度十分迅速，暴力行为一旦发生，呈现出快速传播的特点，高校学生受到校园文化和亚文化群体的影响较大，有些暴力行为可能成为其他学生模仿的对象，比如清华大学在发生朱令案后，一些高校也发生了类似的铊中毒事件。第四，暴力人群符号化。在高校中，施暴和受害者存在一定的符号特质，一些边缘学生往往更有可能成为涉暴人群，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造成了许多边缘人群，一些问题大学生、问题家庭子女、贫困大学生等，常常成为校园涉暴人群。第五，暴力原因多元化。暴力行为主要涉及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和个人因素，这些因素逐渐成为高校校园暴力的核心因素。⑨此外，高校暴力事件还具有零散性与团伙性并存、偶发性与预谋性同在、报复性与残忍性兼具等特征。⑩

　　形成上述新型校园暴力行为-事件特点的原因复杂多样，既与社会转型、社会变迁等宏观社会结构要素有关，很多施暴者由于社会适应不良而萌生施暴的行为；也与目前相关社会福利制度和服务体系不健全等中观要素有关，部分特殊人群由于未能得到应有的制度扶持而对社会、个人采取报复性手段；还与具体的个人、家庭、社区等微观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又与宏观结构要素和中观制度要素密切相关。结合国际经验以及我国大陆部分高校进行的学校社会工作实践，本文认为，社会转型期呈现的新型高校校园暴力行为-事件，为学校社会工作的介入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同时，也扩展和丰富了学校社会工作介入的领域和内涵。社会变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需求，成为高校学校社会工作介入的根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