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范可(1957-)，男，福建厦门人，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认同政治、全球化与跨国主义研究，南京　210023

　　【内容提要】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转基因农作物及其商业性种植流布越来越广，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争议。这说明，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是问题的全球化。转基因作物是否危害人类健康和环境，目前在国际上无法从科学权威角度证明，对其持否定和批评态度的群体往往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诉求，这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深刻。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有关转基因之争在中国被政治化，反转基因成为表达不满的“猎巫”运动，并与怀旧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构成当下中国社会对现行体制和政策进行“每日抗争”的一种社会景观与政治想象。之所以如此，政府公信力下降和腐败的盛行是重要原因。

　　【关 键 词】转基因；全球化；风险；公信力；猎巫；阴谋论

　　中图分类号：C91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14)04-0061-08

　　近些年来，有关转基因问题在国内外社会、政治和公共卫生的许多领域引发巨大争议。除了技术或涉及技术问题的争论外，这些争议大多都能通过社会科学尤其是人类学的透镜来进行解读。到目前为止，有关转基因的争论绝大部分实际上已经溢出科学本身，这在我国尤为明显。俞可平指出，许多原先与政治没有关系的议题，在中国的情境里都成为政治性的，转基因问题即为其一。[1]为何如此？个中原因自然难以一语定夺。但是，毋庸置疑，信任问题必定是这种泛政治化现象的核心所在之一。在信任缺失，尤其是公权力失信于民的社会，就会产生这种将任何问题都归咎于政治因素的现象。显然，全球化在今天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全球化是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之所以能占据农业产品半壁江山的主要推动力，转基因问题也因此全球化。费孝通指出，全球化不仅是经济全球化，也是问题的全球化。[2](PP387-400)诚哉斯言。本文所关注的问题是在多种力量交汇以及意识形态立场主导下所出现的关于转基因的问题争论，这一争论在中国的语境里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虽然这样的政治色彩看似与当今国家的政府意志与行为无关，但究其深层还是一种司各特意义上的“每日抗争”，这些抗争里存在着一种声音，其实质是通过一种对转基因农作物进行妖魔化和阴谋论的特殊解读来对“前三十年”的极左进行怀旧。在意识形态上，这种声音有着颇为嘈杂的国际共鸣。

　　转基因问题的全球化

　　国际上参与转基因争论的有消费者、生物科技公司、政府立法者、非政府组织，以及科学工作者等等。另外，宗教界、绿色和平组织、反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学界左翼、环境保护主义者，以及各种卫生、健康领域内的某些从业者等，也有不少人从其他维度卷入有关转基因问题的争论。其中转基因作物是否对人类健康有害的技术或科学争论不在本文所关注的范围内，但因为中国情境下所产生的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几乎有着与转基因问题相同的结构与逻辑，所以本文也将对之有所提及。除此之外，其他群体对转基因的争论或者批判，更多地与社会政治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推广和研发转基因农业作物的跨国生物科技公司却基本无视这部分群体的话语与存在，因为他们都无法从科学的角度证明转基因作物是否会给人类健康和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对一部分学者来说，他们对转基因的激烈批评无非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诉求，矛头所向实际上并非转基因技术或者食物本身，而是全球化。对这部分组织和人士而言，全球化主要为美国金融寡头所操控的跨国资本集团及其资本的无边界流动所主导。

　　在国外，教会在反转基因问题上着力显著。显然，转基因工程在逻辑上违背了神的意志，这对许多教会人士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宗教力量对转基因食品的怀疑和抵触的另一原因，则是质疑转基因食品能否顺应宗教法上对食物的严格要求，比如犹太教的“kosher”和伊斯兰教的“清真”。这样的质疑多少都涉及“神创”的基本教理。另外一部分反转基因工程的人士，如环境保护主义者多有反科学的倾向。然而，他们的反对和批评的对象不仅是科学主义，而且还包括了科学本身。诚然，科学发展到了今天的确造就了一大批视科学如同宗教者。“如同宗教”所指并非爱因斯坦或者韦伯所说的那种对学术研究的宗教感，而是我们所说的科学主义——把自然科学当成至高无上，在许多方面均奉之为执掌定夺是非曲直的裁判官，人们对之不能质疑只能服从。托马斯·库恩曾经指出，科学可以凭其所产生的学术“范式”排斥其他可能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如果这些创新来自“旁门左道”。[3]奉科学范式为圭臬的科学主义当然有失偏颇，但反科学则是另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