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发展所带来的多元消费文化的兴起、城市化的急剧扩张、资本的全球化扩张等原因，原本在主流社会学的压制下处于边缘状态的时空问题逐渐凸显到了社会学思考的核心领域。

　　社会时空问题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之所以如此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在20世纪中后期，作为社会学主流价值观的实证主义所编织的绝对主义幻觉在各种现实难题的挑战下逐渐破灭，所谓的提供普遍法则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被证明不过是一种神话；与此同时，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新科学为基础的科学哲学的兴起对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一挑战与社会现实所提出的难题一同刺破了实证主义的泡沫；随之而来的便是来自哲学等其他领域的各种相对主义思潮对社会科学的冲击，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发展所带来的多元消费文化的兴起、城市化的急剧扩张、资本的全球化扩张及其相伴随的日益尖锐的文明碰撞和文化冲突等问题。正是主要基于这些原因，原本在主流社会学的压制下处于边缘状态的时空问题逐渐进入社会学思考的核心领域。

　　两种维度分析社会时空

　　人们可以从两个分析的层次入手来思考社会时空问题，一个层次是对钟表时间和物理环境的社会意义的研究，然而此种研究对于理解社会时空而言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它们甚至可能错误地使人们的想象力仅仅局限于时空的物理模型。因此社会时空研究的另一个层次即时空本体论的层次就显得不可或缺，但是那些强调社会时空研究的当代理论家们却很少系统地阐明这种本体论的时空究竟意味着什么，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乎从不在分析上明确地区分我们所提到的两种时空维度，而是任由它们以其天然的一体性而融合在文本之中，这十分易于导致各种混乱和误解（如将社会学的时空转向仅仅理解成关注于物理时空的社会意义）。不过即便如此，现有的研究已经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性的见解，如，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视为一个符号统治的抽象空间；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将社会空间视为实在和观念的混合物；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其所谓的场（field）或社会空间视为一个不同社会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网络；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则认为场包括情境的物理维度及其“结构”，是互动体系与社会关系的聚合所。

　　从中不难看出，当代的空间理论家们无一例外地主张社会空间不仅是一种物理的存在，更是一种基于物理存在的社会性构成，无论这一构成被如何具体解读，它都不外乎是一种观念性的建构，并具有一种关系的特征。然而这种关系性在不同作者的笔下却大多或多或少地被一种类似的偏见所扭曲，这就是客体主义的倾向。它体现了笛卡尔主义的二元论偏见在西方思想中的根深蒂固，即便是那些试图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企图也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失败。我们并不否认关系主义所具有的启发性意义，但是我们并不赞同一种带有客体主义倾向的关系性概念，我们也不认为此种空间的关系性仅仅局限于所谓的空间实践，或仅仅存在于客观的社会位置之间，或实质上不过是一种霸权式的权力关系，如此等等。在我们看来，一个观念性空间正因为其所包含的复杂的意义关联而成其为一个社会空间，意义正是来自于关系的建构，而关系本身也只能是一种意义的关系（关系不是实体，任何关系都不可能独立于相关的各方而存在，它只是使各方联系在一起的意义而已），意义与关系是共属一体的，它们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不同名称，并始终内在于人类行动者的实践之中。毕竟我们与他人、事物乃至于社会群体的关系只能在彼此接触的具体实践活动中才可能成形，我们无法想象一种无关系的实践，更无法想象一种无实践的社会关系。就此我们将社会空间理解为一种实践性的关系状态，它是不同个体之间、个体和事物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一切社会性关系的总体，它也正是因为这些关系的社会历史的多样化从而分化为多样化的社会空间。此种关系状态的实践性特征表明，它既没有预设一个绝对的主体，也没有预设一种客观性的存在，尽管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主体的能动性，它将无所行动，没有超个人的社会历史性，它也将无所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