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英国功能学派“史前史”的考察,再联系发生在中国的一些田野调查实践,对“马凌诺斯基革命”进行了重新思考。文章指出:田野调查早已有之,不能将“田野调查革命”和田野调查的起源混为一谈;后来被归功于“马凌诺斯基革命”的许多东西在 1922年之前已有表述,我们在承认马凌诺斯基贡献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他承袭了前人的许多遗产;人类学民族志田野工作并非生来便是马凌诺斯基式的,它原本可以有别的样态;现代民族志和功能主义的联合并非逻辑意义上的唯一可能性。

　　关键词:马凌诺斯基,田野调查革命,英国人类学,功能主义

　　马凌诺斯基被誉为现代田野民族志方法的首要奠基人,以《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出版为重要标志的田野调查革命很多时候也被称为“马凌诺斯基革命”。然而,目前学界关于“马凌诺斯基革命”的认识尚存在某些片面性倾向,需要我们进行一定程度上的重新思考。本文拟从“革命性”的评判问题、现代民族志与功能主义是否存在内在关联、英国人类学的非正统“田野”传统等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关于“革命性”的评判问题

　　在“马凌诺斯基革命”发生之前,实地调查早已有之。库克利克甚至认为,田野观察方法是 19世纪末 20世纪初几乎所有自然历史科学发展的一部分。 [①]仅就英国人类学来说, 1920年代以前既有旅行者、传教士、殖民地官员等业余人士对奇风异俗的记载,也有哈登所率“剑桥考察队”对托雷斯海峡诸岛屿所做的“抢救性”田野工作,甚至还有里弗斯、塞里格曼等新型民族志学者所做的一些“深度田野工作”。此外,早在“泰勒时代”就已有指导田野调查的手册《记录与问询》(首版于 1874年)问世, 1912年面世的第四版已经是一本面向专业民族志学者的工作指南,小社区深度田野工作、一年以上周期、会讲当地语言、注意社会生活不同方面的功能关联等后来被归功于“马凌诺斯基革命”的东西在该书中已有初步表述。

　　其中,哈登于 1898年率队奔赴托雷斯海峡所做的民族学人类学调查被巴特誉为英国传统人类学的一个转折点,它播下了英国人类学在之后 25年中的一系列转变的种子。具体来说,除了 1901-1935年间陆续出版的六卷考察报告这个直接成果之外,巴特还谈了四个主要方面的影响。首先,学术研究的模式发生了转变。在此之前,弗雷泽等人类学家的资料主要来自图书馆和档案馆,资料的种类和相互间关系完全由人类学家自己决定。在托雷斯群岛,情况则完全不同。人类学家直接从土著报道人那里获得其习俗、信仰等方面的信息,人类学家自己对社区内的地点、人物、事件的直接印象则构成对土著所述信息的补充。数据质量大大提高。其二,在实地情境中,人类学家必须在短时间内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并且搞清楚它们在当地社会文化框架中的相互关联,并与其他地方的“相似”事实相区分。这样,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开始不再是总体意义的文化,而是种种具体的地方文化。其三,出于对数据覆盖的广泛性、详细性和全面性的渴求,方法论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尤其是里弗斯的“谱系法”后来成为广受推崇的工作程序。其四,下一代英国人类学家中的两位关键人物,里弗斯和塞里格曼,在托雷斯海峡的研究中受到了有效的训练和鼓舞,他们掌握了进行系统化观察和整理实地调查数据的技能,认识到当地生活形式的复杂性和内在关联,从而迅速成长为新型的民族志学者。 [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