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住房是实现青年安居乐业的重要条件之一。本文从社会分层理论出发，基于2009年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数据，利用方差分析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着重从独生子女属性、流动特征和婚育状态等多角度实证分析城市青年的住房来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市独生子女更可能购买住房，但需要父母的帮助；流动状态会降低青年购买住房的可能性，增加租房居住的概率。结婚和生育是影响青年住房来源的重要生命事件：初婚会显著提高其购买住房的可能性；生育对于非独生子女购买住房比例增加也有作用。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均会对青年的住房来源产生影响。解决青年的住房问题有助于降低社会分化，促进社会稳定。

　　关 键 词：城市青年/住房来源/独生子女/流动特征/生命事件

　　标题注释：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独生子女时代的中国社会政策研究”(10XNJ025)。  

　　作者简介：宋健(1971- )，女，宁夏银川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李静(1982-)，女，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的住房体制经历了从以公有产权为主体的住房实物分配体制向以居民所有为主体的住房商品化体制的转变。[1-2]随着住房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住房问题在过去十几年间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民生问题，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表现突出，并随着房价的飞涨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

　　住房问题的核心是城市青年的住房问题。[3]研究发现，尽管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拥有率不断上升，从20世纪80年代的20%迅速增加到1996年的46%，2010年更高达75%，[4]但城市青年作为既享受不到政府保障房、又买不起商品房的“夹心层”，其住房状况不是很理想。大多数青年人无力购房，产权拥有率较低。[5]本人或配偶拥有产权的仅占18～35岁城市户籍青年人口的近三成。[6]多数青年以与父母同住或租赁住房为主，购买住房则需要来自父母的支持。[7-8]影响城市青年住房状况的非制度性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经济水平、流动特征以及父母的职业、收入、子女数量等。[9-10]

　　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普遍实施以及政策要求的城乡差异，目前城市青年中很大比例是独生子女。调查显示，独生子女更可能与父母同住，结婚是决定其单独居住的主要因素，此外，性别、独生子女的婚配组合(如“双独”、“单独”、“双非独”等)、父母资源、需求和观念等都会对独生子女婚后的居住方式产生影响。[11-13]在中心大城市与父母分开单独居住的已婚青年中，自己购买房子的比例接近50%，父母为其购买房子的比例接近30%。父母为已婚独生子女买房的比例比已婚非独生子女高10%左右，而后者租房的比例比前者高10%左右。[14]一项对“985”高校毕业生住房状况的调查显示，独生子女的父母更可能为子女买房或付部分房款。[15]

　　改革开放之后的乡城流动已经改写了中国的城乡风貌，与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在城市安家落户相对应的，是他们并不能享受住房改革所带来的收益。既无单位的住房补贴，也较少能够获得分配低价房或廉租房的资格，更无力购买价格飞涨的商品房，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成为中国城市新兴的和迅速增长的贫困问题之一。[16]受住房供给条件和需求能力的限制，流动人口相较城市户籍人口在住房的可获得性、住房条件和居住的社区环境等方面都相对较差。[17]与非流迁人口和迁移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住房拥有率低得多，租赁是其获取住房的主要方式。[18-20]住房已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重要瓶颈，住房困境的背后则是市场与政府的双重失灵。流动人口的居住质量和居住格局为城市底层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土壤。[21]

　　我们发现，虽然城市住房问题近年来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但目前对城市青年住房问题的研究仍显不足：整体上缺乏对城市青年住房来源的系统分析，相关研究在对象和年龄界定上尚不统一；针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流动青年与非流动青年住房来源的比较研究还较少见。基于此，本文将利用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比较研究，着重观察城市独生子女和流动青年的住房来源与非独生子女和非流动青年的差异，同时关注婚育状态对青年住房来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