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政府公共卫生施政理念、公共卫生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等方面来看,战时四川公共卫生事业是一项由政府举办,并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不具有营利和商业性质的社会福利事业。战时四川公共卫生管理是具有较为严格的法律制度和行政规范的政府行政行为。作为时代的产物,战时四川公共卫生事业是中国现代国家医疗卫生制度建立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

　　关 键 词:抗战时期/四川/公共卫生/社会转型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抗战时期公共卫生建设及其意识变迁研究》(12YJC770071)。

　　作者简介:张玲,川北医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四川 南充 637007 张玲(1974- ),女,重庆奉节人,川北医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抗战时期是四川公共卫生事业大发展时期。[1]60-75战时四川公共卫生事业为战时四川社会稳定和抗战的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对于战时四川公共卫生建设,目前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对于战时四川公共卫生管理问题,目前尚无专文论述。政府公共卫生制度设计及其实际运作是说明公共卫生管理的关键要素。因此,笔者拟从战时四川公共卫生管理的关键要素入手,来揭示主题。

　　将发展国家公共卫生事业看作是政府的责任,把享受医疗保健视作国民天然的权利,已成为战时医学专家与医政界高层人士大力呼吁的共识。公共卫生机构被定义为“政府所设为人群谋利之事业机关”[2]。国家实施公医制度被看成三民主义之“民生”的应有之义。而公医制度就是一种由政府举办公共卫生事业,并给予补贴,具有福利性质的国家医疗卫生制度。[3]

　　观念的改变直接推动了政府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执行。1941年4月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薛笃弼等十七人提议的“切实促进卫生建设以改进国民体格增进民族健康案”[4]165-167。提案办法共计六条,其中第一条、第二条分别规定:“中央应以普及卫生设施,实行公医制度为目标”;“县乡以下卫生机关,亟须普遍设置,将卫生经费,正式列入地方预算,按照《县各级卫生组织纲要》规定,斟酌各省县分经济状况,(或以实施新县制县分为准)划定分期完成办法,由中央予以经费及人员之协助,以树立地方卫生组织”。[4]165-167卫生署署长金宝善认为:“自从中央五届八中全会通过实施公医制度以来,我们的卫生行政已然有了一定的中心政策。”[5]“公医制度”作为国家卫生政策的目标确定下来,中央政府在全国加大力度推进公医制度。1941年度,“卫生署领取行政院特拨的公医制度经费,选派公医制度医师,分赴各省市县,协助当地政府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关,推行公医制度”[6]19。1943年度国家施政方针(卫生方面)再次明确规定“逐步实施公医制度”[7]。为推进公医制度,卫生署先后制定并实施《卫生署三十二年度推行公医制度人员暂行标准》、《卫生署三十三年推行公共卫生与公医制度实施办法》、《卫生署派遣推行公医制度人员暂行办法》、《卫生署公医人员考核办法》、《卫生署派遣推行公医制度人员服务办法》等文件。《四川省各县卫生院收费办法》规定:“为实施公医制度起见,凡一切医药皆以不收费用为原则。”[8]为适应本省需要,四川省也制定了《四川省卫生处奉令派遣推行公医制度人员暂行实施办法》。[9]

　　由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中央政府和卫生署在四川公共卫生建设的人、财、物等各方面给予特殊补助。[1]根据公共卫生工作内容和受惠对象的不同,战时公共卫生所提供的医药福利可分为面向一般社会成员和特殊社会成员的两类。所谓一般社会成员,指医药福利的享受者在年龄、性别、职业、经济地位、民族上没有限定。从理论上看,这种公共卫生服务的对象涵盖了全体社会成员。疫病防控、战伤救护、疾病治疗构成了一般社会成员公共卫生服务的主要内容。[10]107-114而这三大内容正是斯时战争、社会、民众最紧迫的医药问题和需要之所在。妇幼、学生、公务员等社会群体,因其具有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成为享受该种公共卫生服务的特殊群体。抗战时期在四川开展的公共卫生事业对四川民众和政府来说都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开创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