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本文从社会转型出发构建的研究框架将影响因素归纳为思想观念和生命历程，思想观念的传统性和现代性互相制衡，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代际居住模式。本文利用“家庭动态调查”数据，构建序次Logistic模型，分析社会转型视角下的思想观念转变对当前中国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安排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正发生显著变化：核心家庭比例下降；直系家庭、单人家庭、空巢家庭比例提升。从代际居住模式来看，传统性使得父母依然倾向于跟儿子居住，但子女与父母的居住距离变远；现代性(都市化生活和受更高教育)又使得父母与子女的居住距离远离；父代和子代的需求使得不同生命阶段的代际居住距离缩小。总体来说，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模式的变迁使得家庭功能减少，家庭养老正因此面临着危机。

　　关键词：家庭结构 居住模式 社会转型　

　　作者简介：杨舸，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北京100028 杨舸(1984-)，女，江西九江人，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标题注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人口政策调整对社会公共资源配置影响研究”(CXRK201405)。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社会转型，社会由传统向现代、从农业向工业、从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变迁和发展。社会转型本身就意味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由此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等的深刻变化。家庭的规模、结构和居住方式随之发生转变，可能会削弱传统的抚育、赡养等家庭功能。

　　学者们多利用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研究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研究表明，我国家庭户规模正显著缩小，1990年之前是由于生育子女数量的下降，1990年之后则更多由于迁移流动及生活方式变化使得主干家庭变少。[1]近十年的数据表明，核心家庭是家庭形式的主导，但比例下降；夫妇家庭、隔代家庭比例增幅较大；单人户比例显著上升；直系家庭比例相对稳定，略有增加；主干家庭比例下降，联合家庭近于消失。[2-4]老年人与子女同住仍然是主要的居住模式，但这一比例正在下降，较年轻和健康的老年人倾向单独居住，“空巢”家庭老年人比例越来越大。[1][5]中国老龄科研中心2006年调查显示，城市老年人与配偶同住的比例最高，与子女同住不足一半；农村老年人则大多数与子女同住，但三代家庭比例明显下降。居住模式的变动与独生子女家庭增多有关系，独生子女婚配成为其父母家庭结构空巢化的主要影响因素，[2]双独夫妇婚后更倾向于与父母分开居住。[3]人口流动迁移是家庭结构变动另一个重要因素，人口流迁使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出现“缺损”，增大了单人户、空巢家庭、隔代家庭比例。[4]

　　尽管以上研究已经分析了我国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模式的变动及影响因素，但都没能针对“传统—现代的转型”对家庭结构和居住安排的影响进行分析。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当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候，生产方式转变促成了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人们的思维、行为方式等都相应发生转变，更新了思想观念，新观念又进一步促使了社会结构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和变更。社会转型中的思想观念变迁将对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造成怎样的影响？中国家庭结构和代际居住安排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动？

　　本文的数据来自华人家庭动态调查中对上海、浙江、福建三省/市居民的面访问卷资料。这是个长期追踪调查，2006年和2011年调查均是对2004年调查对象的追踪。每一次的调查问卷都保存了关于家庭成员、就业、教育、收支、住宅等大部分问题，但每次又会侧重一个方面增加调查内容。2004年的首次调查采用四阶段分层PPS抽样获得样本，第一层抽取县级单位时，将浙江和福建的县级行政单位按照非农人口比例分成4类，每一类以其人口比例分配样本数；上海的区/县级行政单位则按照非农人口比例分成2类，仍然以其人口比例分配样本数。第二阶段在已经抽取的区、县中，随机抽取出3个乡/镇/街道，接着从抽取的乡/镇/街道中抽出3个居委会或村委会。最后从每一居委会或村委会中随机抽出12个家庭户，并按照预定的随机表在家庭户中抽出受访者。该调查在2004年、2006年和2011年分别回收有效问卷4684份、4370份和3871份。下文的图表或模型中都标注了数据的年份，没有标注的部分一律使用2011年的调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