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圈尤其是大都市圈的发展，是欧美城市化所走过的道路，也是我国未来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大都市圈的发展，与大城市的发展及其规模有关。关于大城市的规模问题，一直存在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大城市的规模已经过大，需要控制其规模，疏解其人口和产业；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城市是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和趋势，规模经济是其优势，出现的所谓“城市病”问题是城市管理水平低下的表现，而非城市规模过大的结果。

　　在笔者看来，城市的规模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我们不能脱离其城市的历史、现状、功能及产业，而简单地说某个城市规模过大还是过小。对于城市规模的判断，需要考虑两个根本的问题：一是城市规模有没有一个度，即最优规模；二是城市的规模是否与其功能有关。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其一，从城市发展规律来看，城市的发展是“先有市——再有城——再有市”的过程。一般是由产业的集聚发展带来城市人口和要素的集聚，而城市集聚的结果必然会带来要素与产业的过度集中，土地、交通和环境成本上升，其结果是向周边城市或地区扩散。由集聚到扩散效应转变规律的存在，表明城市发展有一个合理规模的存在，超过这个合理规模会出现所谓规模不经济。

　　其二，城市的规模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要判断城市规模是否合理，须考虑城市自身的功能。所以，城市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城市自身的功能——功能越多的城市规模越大；功能越少的城市规模越小。因此，不能简单地谈是否控制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规模，而应考虑其功能定位。

　　以北京和上海为例，尽管目前来看北京和上海在人口与GDP规模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上海在未来或将成为华东地区甚至全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而北京未来的主要功能不一定是经济中心，而是首都城市。这样二者将来发展的规模不可能一样。我们的研究把首都城市划分为两类：一类如华盛顿和堪培拉，仅具备政治中心单一功能；另一类如东京和伦敦，则具备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等多种功能。北京提出了“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一政策，其实质是要对城市规模进行合理调控。

　　既然城市发展规模和其功能定位有关，那么，发展都市圈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因为，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它集聚的要素和产业越来越多，从而导致规模不经济的出现。这样一来，城市功能会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发展，形成“以一个或者多个中心城市为主，周边中小城市或者卫星城为辅”的多种发展形式。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城市与周边小城市的功能需要分割。大都市圈的产生即与城市间功能的分割密切相关。都市圈就是城市群中出现的以大城市为核心，周边城市共同参与分工、合作，实现一体化的圈域经济现象。都市圈往往具有以下特征：区域内存在一个（或两个，如京津）较大规模的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空间分布密集，人口规模较大，城市间具有分工明确、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密切经济联系，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最活跃、最重要的经济区域。

　　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的经济功能已不再是在一个孤立的城市体现，而是由以一个中心城市为核心，同与其保持着密切经济联系的一系列中小城市共同组成、功能及产业互补的都市圈或城市群。都市圈是以大都市为依托的相关都市组成的在经济、产业、文化等领域有紧密联系、逐步融为一体的城市集合。

　　但是，从我国目前发展来看，由于对城市功能定位重视不够或没有厘清，在城市化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突出的问题。

　　一是城市功能定位不清导致本身集聚不够，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其突出问题在于一些城市对于自身在产业、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没有厘清，未形成集聚力，未能达到城市合理规模而对周边地区产生辐射作用。

　　二是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分工不合理，导致产业转移困难。都市圈的形成，要求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合理分工，产业及要素合理分布。而在现实中由于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存在分工不合理，彼此间存在功能重合及产业竞争。中心城市向周边的产业转移存在困难，也导致周边卫星城发展缓慢。

　　三是都市圈空间布局不合理，对于城市群的空间规划不够，导致生产要素流动或重新配置较为困难。

　　所以，谈到城市的发展，无论是都市圈的发展，还是城市规模的界定，城市功能定位一定要厘清。这就需要城市管理者认真梳理城市自身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要素禀赋，结合国家区域规划、产业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判断、合理定位。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开头提到的两种观点并不完全是互不相容的。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并不意味着笔者不同意第二种观点中的“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城市数量逐渐增加，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尽快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确实是当务之急。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