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站在福利院的小花园内。 本报记者 陈龙摄

　　男，大学本科，中医专业，36岁，有10年临床经验--“1993年，这样的人还是蛮抢手的吧？”

　　那一年，心气颇高的陈方来上海，希望找家医疗单位，一并解决太太的工作。最终，他被闵行区“求贤若渴”的邀约和“包管家属”的诚意打动，去了区社会福利院。进门的一瞬，医学院毕业生的自尊心还是有点受挫，“我的职业前景……”

　　21年过去，陈方在养老领域实现了医者的职业抱负。“医养融合”概念最近才大热，而闵行区福利院的尝试已持续十多年。在陈方的推动下，闵行区福利院开设内部医疗机构，是沪上最早进医保的区级福利院，为上海制定养老公共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600张床位，平均年龄84岁的老人。面对他们，陈方不再为没能成为医学精英而惋惜:“老人们很珍惜我，养老就是我的本行。”

　　坚持看每一份抢救记录

　　朝南的房间里，三张空着的病床。雪白的床铺叠得平平整整，床头斜上方安置着心电监护仪、吸氧设备、吸痰器。房门外挂了块牌子：抢救室。“条件还可以吧？”陈方带记者参观抢救室，语气中透着自得，“虽然跟医院还是没法比，但足够我们做平常的抢救了”。

　　闵行区福利院平均每年完成八九十例抢救，成功率在60%以上。福利院共有10名医生、10名护士，陈方对这支队伍很有自信，“老人常见疾病一般都能救治”。

　　一直以来，福利院都没有配备医疗设备和辅助医护人员，需要抢救的老人通常都被转送医院。1995年，福利院接连送出6位老人，个个有去无回。过去从事重症抢救的陈方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如果能在福利院抢救，至少有50%的成功率”。他建议福利院培养一支医疗队伍，做好老人的医疗保健，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以及危急重症的抢救。

　　陈方的建议得到了上级部门的支持，与卫生部门再三协调后，福利院获得内设医疗机构的资质。1995年，闵行区民政局投入163万元扩建福利院，把养老床位从120张增加到200张，设置了拥有40个床位的医疗区，按标准配备了医疗设备和医护人员，“当时环境比较简陋，但总算有地方可以实施抢救了”。1999年，闵行区又对福利院进行第二次扩建，养老床位增加到600张。

　　早期，陈方本人参与抢救比较多，医疗队伍成熟起来后，他不再亲力亲为，但仍看过每一份抢救记录，“不管抢救成功不成功都要看，我要知道医护人员的操作是不是合理，也掌握老人身体状况的每个细节”。

　　推动福利院开展医保联网

　　“十年动乱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我很幸运在高考恢复后读完了5年大学。”陈方1957年出生在上海，自小就随支内的父母去了江西九江的瑞昌城。1978年考上江西中医学院（今江西中医药大学）。27岁时，他作为瑞昌一家职工医院的医生到上海曙光医院进修儿科，由于技术扎实，独当一面，赢得了很好的口碑。

　　“医生是很吃香的职业，不怕找不到满意的单位。”1993年，一心想要回沪的陈方到上海应聘。当时如果循着从医的道路走下去，今天他也许和很多同学一样，成了专家、校长或者院长。但是最终，他在养老行业扎下了根，并改变了医学介入老人生活的方式。

　　衰老和疾病的关系好比双生子，但在公共资源的盘子里，服务于老人的资源和服务于病人的资源有泾渭分明的配送渠道，“民政管养老，卫生管医疗，医保部门管医保，互不相干”。

　　2003年，在医保改革的大背景下，沪上医疗机构逐步实现了医保联网，看病不能再找单位报销，而福利院内设医疗机构又没有被纳入医保，很多老人不得不舍近求远到医院看病。“不进医保，就没法打通看病和养老。”陈方给卫生部门写信，要求把福利院内设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医保部门回复他：“由于医保经费紧张，暂时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希望你理解。”陈方又召集老人和家属写联名信，希望打动主管部门。后者回信请他“做好老人的情绪安抚工作”。

　　陈方不依不饶。在一个市区两级福利院院长参加的会议上，他当众朗读了事先拟好的公开信，博得一片掌声。经他提议，20多位院长同意联合署名。公开信最终以书面意见的形式递交市人大，引起市政府分管领导的关注。市政府调研团队揣着信件到医保部门和闵行区福利院调研，拍板同意在闵行区社会福利院和陈方推荐的松江区社会福利院开展医保联网试点。2005年，闵行区福利院正式成为医保定点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