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代以来鄂西南清江航运的兴盛促进了区域性船工组织的发育,并形成了经济活动与自然紧密贴合、区域社会网络与超区域体系密切衔接的流域社会。1980年代之后,清江梯级开发,大坝的修筑使得清江从自然“流域”转变成人工“库区”。伴随着清江航运的衰落、船工组织的解散,流域社会瓦解,原子化的村落和个体化的家户依赖对周遭山水的“资源化”开发,直接进入全球化市场体系,形成人对区域社会和自然的双重“脱嵌”。高山蔬菜种植和网箱养鱼作为两个典型案例,显示出双重“脱嵌”的生态后果和社会后果。清江流域的社会变迁为反思发展问题提供了新的启发。

　　关 键 词:流域社会/资源化/脱嵌/发展

　　标题注释:本文为管彦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13(A)ZH001]子课题“21世纪初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的写作得到课题组负责人管彦波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张亚辉副教授的帮助,在此表示谢忱。

　　作者简介:舒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近年来,以“水利社会”为视角的区域社会史研究方兴未艾,人类学家王铭铭将“水利社会”界定为“以水利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体系”(王铭铭,2004)。流域社会作为“水利社会”的一种重要类型备受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多关注于某一流域的诸多村落如何通过水力资源配置的制度安排、民间习俗的运行、象征体系的构建等形成一个区域性的社会关系体系①。这些研究提醒我们,传统社会中,除宗族、婚姻、集市、行政等,流域也是一种重要的区域社会组织方式。那么,在现代化发展的冲击下,这种组织还能不能延续?如发生改变,产生了哪些社会组织后果与生态后果?本文基于鄂西南清江流域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试图从人类学视角,呈现和诠释一个流域社会在经历现代工程对自然的改造、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冲击后,其社会组织、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

　　聚焦于现代化问题的发展研究已成为人类学的一个特定议题。各种相关理论视角中(杨清媚,2014)与本文最相关的是,发展主义或现代化理论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以及相关的社群生活和社会结构。阿帕杜雷(A.Appadurai)通过印度西部一个农村地区的案例指出,现代农业知识系统不但在物质上对农村带来消极影响,还造成对农村社群和文化生活的破坏。该地区过去是以水桶汲取井水进行农业灌溉。农民因而需要分享水井,并共有作为动力的耕牛,这种分享有效维系了社群的共同生活。现代化电力引入后,取代了畜力的同时,也消灭了农民基于生产资料分享而形成的合作生活方式,结果降低了农民抗击风险的能力,同时也难以逆转地瓦解了合作互助的生活价值。尽管新的社群合作方式可以在现代科技农业中产生,但它们并不像原先的合作一样是一种生活价值,而只是谋生和赚钱的策略和工具(阿帕杜雷,2001)。马格林(S.Marglin)对墨西哥农业的“绿色革命”也做了与阿帕杜雷相似的分析。他指出,高科技农业取代传统农作物及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不仅是生态灾难,更是对当地社会结构的彻底破坏。一旦农村本有的社区组织解体,农民就要么变成农业企业家,要么变成农业雇工,农业也从一种生活方式蜕变为一种生存手段。马格林指出,现代科技知识往往把农民的知识系统当作纯技术的知识而加以取代,没有看到农民的文化社群生活也以这个知识系统为基础。因此,对农民或者原住民原有知识系统的保护,并非出于怀旧的浪漫主义,而是一种重要策略,可以增加他们文化生活的选择(马格林,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