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空间动态和主体的空间实践这二者之间的交织，论述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的城市空间与传播的互构关系，并借用文化人类学的 “ 阈限性 ” 概念来探讨这个互构，聚焦人的实践（包括传播与交往实践）以及人们在实践中实现其行动主体的这个过程。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阈限性与城市空间的潜能共同构成重新想象传播学的一个维度。在此，传播也是人们创造产生阈限体验的实践时空并在不同的身份、角色、场景、生存条件等结构性状态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是人们策略性地或游戏地应对多元、多变、缺乏确定性的时代并在其中共同生活的过程。

　　【关键词】 传播　阈限性　空间　场所　后现代状态

　　一、引言

　　伴随信息和传播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信息进入和控制方式的变化，家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私人领域，已变得不可持续。今天，当一个人在自己的家中，甚至床上上网，把有关自己的信息展露给成千上万的他人时，我们能够在何种意义上说，这个人是坐落在私人空间呢？虽然是在家这样的私域内，但是她同时也参与了在公共空间内的信息传播活动。

　　这是英国社会学家约翰· B·汤普森（ Thompson， 2011）在讨论公共与私人生活之间的边界转换时所举的一个例子。他认为，公共和私人生活都经由媒介传播而不断得以重构，并日渐脱离实体空间的羁绊，因此，两者之间的边界变得不仅日益模糊，而且是泄漏的和可争议的，处在不断的协商和冲突之中。

　　同样的边界渗漏、争议和僭越（ transgression）在都市的实体空间中也屡见不鲜。以上海为例，如建筑与城市规划学者孙施文（ 2007）所分析的，新天地的开发就不仅是一个都市空间改造的工程，局限于将两个以生活居住为主的街坊改造成“以公共活动为主的商业性场所”（孙施文， 2007： 81）；它还是一个空间杂合的项目，采用诸如“引入他者”、“再运用旧文化元素以颠覆旧有结构”、“制造与周边地区和城市的差异”，甚至“脱离城市结构”等空间建构的策略，造就了一个“以私人开发的方式提供（的）类似公共空间的场所”（孙施文， 2007： 81）。这是一个都市景观（ urban landscapes）中边界模糊和僭越的个案。与此类似但增添了更加宏观历史轨迹的，是上海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这片空间的变迁和当今的格局（熊月之， 2008；孙玮， 2013）。

　　类似空间格局的历史演变还有作为上海名片的外滩。传播学者孙玮（ 2011）认为，外滩及其历史演变是一个文本，不仅体现和昭示了上海独有的东、西文化交融的现代性，而且还体现了都市空间如何作为媒介，融合各个层次的传播内容，展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不同形态的互动关系。这样的分析，呈现了城市空间如何卷入了人对实体和虚拟（或符号的）空间之间边界的僭越，或者说是对传播的物质和表征维度的勾连。

　　如此种种的边界模糊、僭越、不确定和在这些过程中的动态建构，交织着多重宏观和结构性力量，包括以时空压缩和资本、人力以及资讯流动为内容的全球化（ Massey， 1995），还包括以移动、互动和网络为特征的新媒体的普及（ Adams & Jansson， 2012）。我们应当如何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理解这些变动趋势中所蕴含的流动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杂合性？它们如何体现在人们的日常活动中，譬如购物、旅游等？我们又如何解读在这些日常活动中，空间所具有的潜能与人们主动选择之间的关联？这些都指向同一个理论问题，即：我们如何动态地理解在中介化的世界（ mediated world）中，人们的日常传播实践与城市空间及其格局之间的互构（ mutual constitution）？

　　本文是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探讨。首先，我们将讨论在“社会的生产”这个视野下城市空间的结构及其动态，包括媒介技术在其中的参与。其次，我们将阐释文化人类学中的“阈限性”（ liminality）的概念，并以之为分析路径，探讨人们的选择、实践和体验，以及它们与城市生活场所的时空构成之间的关系。第三，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以“阈限性”为视角，考察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性和公共性这两个传播研究中的命题。最后，基于这些探讨，我们将总结“阈限性”概念对传播研究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