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先生的感念是真挚而又长久的,我希望自己能将这种感念化为不断前行的动力,让一路的跫音,伴我永不停息。如果说绿叶的根在土地里,绿叶对根的情意因而是质朴而鲜嫩的,那么,学生的成长定然融会在老师关注的目光里。我对先生的感念如蚕丝般悠长。　

　　郑杭生先生离世的那夜,我一直没有睡好。今生能有缘和先生相识、相交,并成为先生的“学生”,我是幸运的。

　　2001年,我到中国人民大学访学,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先生大气而儒雅,他没因我来自于西北偏远地区而对我有丝毫的偏见。还记得在2001年秋季开学后不久的一次师生见面会上,先生召集他在人大工作和求学的弟子近二十人参加,我也有幸在列。先生特意向其他人介绍了我,并嘱咐大家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多多关心我。当时,曾经在我心目中遥不可及的著名学者分明又成为一位悉心照料晚辈的长者,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激和激动油然而生。

　　访学期间,我多次去先生的办公室请教问题,每次他总是耐心地予以开导。另外,阅读先生推荐的书籍也成为我那段时间的主要任务之一。那时,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教室看书,大概十一点才回到住处,每次途经“资料楼”,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抬头遥望资料楼十一层先生的办公室。以我多次的经验判断,如果晚上我回宿舍时先生办公室的灯不亮,那他定是外出讲学或调研了。后来,我也有资格指导属于我的学生,我给他们讲课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起诸如此类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先生办公室里的灯是一盏永不熄灭的导航灯,引领着无数学子不停前行的脚步。

　　2003年,当我把自己考取兰州大学民族学博士研究生的消息向先生汇报时,他由衷地高兴,并对我说,西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是进行民族社会研究的有利条件,一定要珍惜和利用好这个机会。2004年,先生在主编《民族社会学概论》时要我撰写其中的一章,这让我惊喜不已。2005年5月,我完成了书稿《政治合法性问题研究》的写作,在出版之前,请先生写“序”,他在“序”里表示,对于我的要求,他“于情于理似都不好推托”,他“也愿意通过这样的方式表示自己的祝贺”,并美言我“认真、勤奋、严谨、上进,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和潜力”。先生在最后写道:“作为他的导师,我为他的每一点进步和每一次提高而感到高兴。我真心地希望他能够以此为新的起点,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更进一步,取得更好的成绩。”这让我深受感动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