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与吉登斯、贝克齐名的当代世界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鲍曼留给世界太多富有启迪和思考的作品。现代性、后现代性、全球化、消费主义等都曾是他研究的主题，但在此只围绕其理论的核心概念“矛盾性”展开论述，希望能借助这一概念透视鲍曼思想的核心要旨。

　　鲍曼在1991年出版的《现代性与矛盾性》是其现代性的三部曲之一，被认为是对现代性进行的最为理论化反思和批判的一部作品。虽然标题看似只是阐述矛盾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但实际上，鲍曼是在“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分析框架下阐述矛盾性的。如果说，现代性将矛盾性作为予以同化、隔离甚至清除的对象，那么后现代性则要学会如何与矛盾性共处。笔者认为，“矛盾性”是从整体上走进和正确理解鲍曼思想不可缺少的重要概念，也是鲍曼学术生命的底色。

　　“Ambivalence” 在中文中的对应概念是矛盾性或矛盾情感、好恶交织，意指含混性和模棱两可。矛盾性是鲍曼分析问题的起点，也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早在《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一书中，鲍曼就已经从现代性对“确定性与明晰性”的追求与犹太人身上具有的“黏性”特质之间具有的选择性亲和关系中分析了大屠杀得以发生的原因及运作机制。鲍曼将对秩序的寻求作为现代性本身内在固有的追求。对秩序的永无止境的建构，使现代性处于不断追求确定性的行动中。而与确定性相对的就是模棱两可的不确定性和含混性，它们是一切恐惧的源泉和原型。为了避开这种恐惧，“格网”式的分类统治成为现代性追求的目标。然而作为矛盾性化身的陌生人或者说犹太人，无法在“格网”式的分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现代秩序的建构就成为反对陌生人的拉锯战。在现代社会中，通常采用同化和隔离两种策略。前者将陌生人同化为邻居，后者则将其作为异类隔离。而当上述两种手段都行不通时，通常就从肉体上消灭陌生人。犹太人就是在这一历史与逻辑前提下成为了被予以清除的对象。从历史上说，犹太人扮演了一种“中间人”的角色。他们成为下层群体与上层群体同时敌对的对象，鲍曼称之为“三棱镜群体”。这种历史上的犹太人的地位使得概念中的犹太人被视为一种邪恶与破坏的力量，被视为骚乱与无序的象征。最典型的是，犹太人被认定为是追求秩序和清晰的现代梦的“黏性物质”的原型，被认定为一切秩序的敌人。

　　现代性对这种模棱两可的矛盾性是极其不宽容的。然而，悖谬的是，德国的犹太人在19世纪所经历的这种困惑和矛盾后来成为整个现代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活经验。正如鲍曼指出的，矛盾性本被选做现代筹划的靶子，但与此同时，它又成了现代精神的本质。对确定性的追求不仅带来了更多的矛盾性和含混性，而且也将矛盾性与含混性从现代性“大门前的敌人”变成后现代性大戏中的“一个舞台道具”，从现代视野中的特殊性转变成后现代视野中的普遍性，即人类无法克服的生存状况。

　　与现代社会不同，在后现代世界中，陌生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通过权威而被预先选择、定义和区分。作为现代陌生人原型的犹太人的特殊性（含混性和矛盾性）在后现代的世界中已经成为普遍性了。因此，它不再是予以清除的对象。如果说现代陌生人是需要被消灭的，因为他们在秩序建构过程中充当了正在发展的分界线的边界标志，那么，后现代的陌生人则被普遍接受，不管是兴高采烈地接受还是勉强地接受。因此，在后现代世界中，抛弃寄生在对普遍性、确定性和清晰性中的希望并努力将偶然性变成好运是首要选择，也是通往解放之路的第一步。

　　悖谬的是，虽然后现代接受了陌生人的差异性和偶然性，但它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取代现代性对同一性和确定性目标的追求，因为它自身就是具有矛盾性的人类状况。所以，后现代精神和实践无法对任何东西加以移置、消灭抑或边缘化。换言之，后现代的得同时也是它的失，给它带来力量和吸引力，也是其脆弱的来源和致命之处。正如鲍曼所言，“后现代性充满了自我矛盾，并痛苦地辗转于它所开启的可能性与躲藏在每一种可能性后面的威胁之间”；“后现代性是幸运的场所，也是危险的场所，并且它们都是出于同一套理由（尤其是宽容）”；“后现代性可能是我们的毒药，也可能是我们的机会。究竟将是哪一个，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我们还远远无法确定”。因此，重要的不是去消解或超越这些矛盾性和含混性，而是勇敢地正视它。“正视”意味着虽然承认确定性的不存在，但仍孜孜追求对偶然性加以抑制和清除的知识；“正视”同样意味着虽然明白这一旅程没有明确的方向，但仍要坚持走下去。

　　可以说，后现代性避开了现代性的诸多陷阱，但它依然处处是雷区。就像有序和明晰的现代性酝酿出模糊和矛盾性一样，后现代性的宽容繁衍出了不宽容。在确定性被驱散的过程中，它分裂为大量小的确定性，这些小的确定性反而更加野蛮地黏附于它们微小的组成部分上，并由此带来更多相互隔绝的“身份共同体”。这体现在全球性的富人与地区性的穷人对待陌生性态度上的两极分化现象：前者将陌生性建构为快乐体验与审美满足的源泉，而后者则将陌生性建构为人类状况日益增加之“黏性”的令人恐惧的化身。尽管认同的难题和源于“陌生”事物而产生的焦虑是普遍存在的，但这一特征的比重并不是对每个人都一样的。这一特征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不同的人，并为他们的生活追求带来了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后果。陌生性的程度及其不满的强度伴随着相对无权而上升，伴随着相对自由的增长而下降。这一分化的趋势还在拉大。因此说，后现代宽容本身不能产生团结，只有当且仅当每一种差异承认另一种差异是自身差异得以保存的必要条件时，在偶然性和多样性的世界中的生存才有可能。

　　矛盾性不仅是人类生存的真实状况，也是人类思维的真实状况。人类注定要在非此非彼、亦此亦彼中艰难前行。在对人类诸多两难的展现中，鲍曼拒绝一切可能用一种简单化的和权威选择的形式对事情进行表述。好与坏总是结伴而来。因此，人类首要的是正视两难困境，这将使人类不盲目乐观地看待和拥护即将发生的一切，而是相反，始终保持一种反思性的状态，在反思中谋求一种实践的逻辑，在悖论中寻求一种生存的逻辑。鲍曼虽然从未以批判的社会学家自居，但他对“使永远用之不尽和未完成的人类潜能处于开放状态”的确信，对“多样性、多元的可能性及未被决定的状态”的确信，以及对“人类社会不断质问自己，且使这一质问处于永远的未完成状态的确信”，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批判理论家，也成为其学术生命的底色。

　（作者单位：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