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接受《东方早报》关于食品安全的采访之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阎云翔教授的研究重心还放在中国农村社会网络、私人生活及其变迁等问题上，他的代表作《礼物的流动》与《私人生活的变革》（曾于2005年获“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也早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必读经典。接受采访时，他的学术兴趣已转向当代中国的道德变迁，食品安全问题正是其中的一部分。四年过去了，他所计划的新作《德行的尴尬——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转型与道德变迁》还没完成，但是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却一直没有停止。他提出的“个体化”成了这些观察和思考的最重要的学术视角，而他长期进行田野调查的黑龙江下岬村则依然是他重要的学术资源，此外，中国的媒体报道、网络舆论以及亲身经历，也都成了他的资源。为了研究年轻人与父母的关系，他甚至长期潜水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某种程度上，阎云翔可能是对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有最深体认的学者之一。

　　关于当代中国，不同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会想到习近平李克强，有的人可能会想到1992年开启的市场化改革，还有人可能会理解成所谓“后三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您的“当代中国”怎么去定义？

　　阎云翔：我理解的当代中国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多年，一直到现在。但是，很多问题的探讨不可避免地要追溯到1949年。现在中国人的道德发展，或是当时的延续，或是对当时的改正。总之，无法完全脱离联系。狭义上讲，我关注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事实上，整个观察的范围还是从建国以来。

　　这么说，您是把1949年以来前后三十年放在一起观察。现在有人认为，改革开放以后形成了某种断裂，这种断裂直接造成了道德风气的转变，对此您怎么看？

　　阎云翔：我认为，改革前后之间的联系远比断裂要多。简单来说，现在中国人的全部努力目标，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从整体上追求现代化。这一点，不光可以从改革开放上溯到1949年，还可以从1949年继续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十九世纪中期，把整个近代史包括在内。当代中国的道德转型问题，只有放在这个坐标系下面，才能得到比较好的理解。比如，从道德上讲，我们基本上认为现代化是一个好东西，是值得追求的，甚至是神圣的。这是所有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共有的现象。但在西方国家，现代性也好，整个现代化过程也罢，从来没有被认为是值得倾全国、全民族之力去努力追求的、神圣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缓慢发展过程，事后回顾，给它追加命名为“现代化”而已。

　　就追求现代化这一点来说，新中国前三十年讲究的是艰苦朴素、努力奉献，背后潜在的期待是，到了共产主义天堂，大家都会过上好日子。改革开放之后，大家直截了当奔着“好日子”这个目标去了。方式改变了，目标却始终未变。那么，现代化给我们最大的目标或期许是什么？在个人层面上是生活的极大改善，也就是前面说的“好日子”；在国家、民族层面上，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取得世界舞台上应有的位置等。

　　改革开放前后，不变的是对“现代化”的追求，那么，在您看来，变了的是什么？

　　阎云翔：我觉得，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跟前三十年甚至前一百五十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一种新的个体主义的兴起。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这里所说的个体主义，不是一般所理解的西方意义上经典的个体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时代所批判的自私自利的个体主义，而是另一个新的版本。这种个体主义的兴起，使得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个体的自我实现这些行为获得了正当性，从而迅速造成了伦理上的改变。因此，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从过去的集体主义伦理到现在这种中国式个体主义伦理的转变。过去的集体主义伦理强调的是责任、义务和自我牺牲，个体是实现某个伟大目的的手段，为了这一目的，所有个人的奉献、牺牲、义务、责任都是必要的，包括经济利益在内的任何现实利益都可以舍弃。那么，现在向个体主义伦理转型的时候，权利、自由和自我实现慢慢地取代责任、义务和自我牺牲，成为新的标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个体仍然把自己当成实现某一更高目的之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我才说，中国的个体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个体主义，因为西方个体主义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把个体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个体被摆在了核心位置。通过这些年来的不断研究，我倾向于认为，西方那种经典的个体主义可能不适合中国文化的大环境，我们可能永远不会达到那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