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耕地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在土地流转中， “特别要防止一些工商资本到农村介入土地流转后搞非农建设、影响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等问题。” 

　　在土地流转和多种形式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具体以走何种农业发展道路为主？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看法：主流经济学家主张美国式的规模农业道路；美籍学者黄宗智提倡在“新农业”兴起基础之上，发展小规模的资本-劳动双密集型家庭农场；华中“三农”学者贺雪峰支持小农经济中自发兴起的、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三者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或许是因为我们“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加拿大学者Tania Li的新著《土地的终结：一个边疆土著地区的资本主义关系》（Land’ s End: Capitalist Relations on an Indigenous Frontier）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上述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未可知！

　　Tania Li观察的地点是在印尼苏拉威西岛中部劳杰高地一个农业社区。一直以来，劳杰高地都遵循“谁劳动，谁占有”的所有制原则，即在付出一定劳动之后，劳动者就是其劳动产品的所有者。但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生存不易，高地居民在强调自身个人权利的同时，也重视对他人和社区的责任，通过相互依赖以求生存。这点也体现高地地区实行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度上。集体土地主要包括两种：未经开垦的原始森林（do’at）和拓荒者（pioneer）开垦的土地（ulat）。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后者。根据“谁劳动，谁占有”的原则，拓荒者在开垦一块土地之后，便自然成为这块土地的所有者。等到拓荒者去世后，其子孙后人可以使用这块土地，但不能将之分割，也不能占为己有。按照高地人的风俗，子孙后人只是从拓荒者那里“借用”这块土地。久而久之，这块土地也就为周边邻居和社区成员所共享。如此，私人的ulat就获得了一种“公有”性质。

　　高地居民虽久居山林，但深谙市场交换原则。在1990年代之前，高地居民和沿海地区之间就存有紧密的市场关系。高地居民为沿海的商品所吸引，但相比之下，沿海地区更需要高地居民给他们提供山货和食物。另外，由于土地轮流使用制度，即每个人可以轮流使用相应的土地，给予高地居民基本的生产资料，所以沿海地区没有办法强迫高地居民出卖其劳动产品，也无法强迫他们去生产多于其自身需求的食物。当贸易条件不合适的时候，高地居民就不会出卖他们的劳动产品。所以，一定意义上，高地居民在和沿海地区的市场关系中占据主动位置。但相比于繁华的沿海地区，高地居民一直羞愧于自身的“低素质”、“低文化”，他们极力想改变自身的境况、向往现代村庄生活；他们渴望政府可以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包括道路交通、学校、医院等；他们渴望能够融入到整个国家的主流中去。

　　怀抱着发家致富、提升生活水平的梦想，高地居民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将可可引入当地种植。可可作为一种高产值的“新农业”，取代了传统意义上以粮食作物为主的“旧农业”。但也正是因为这一改变，瓦解了劳杰高地土地集体使用制度，建立了土地私有制度，进而在根本上颠覆了高地的传统实践，并将新的实践和社会关系带入高地。高地地区的“大转变”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是因为可可树“多年生”的特性打破了当地“每年轮流使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使得土地被私有化和商品化。

　　在劳杰高地，整个“圈地运动”通过三种模式来展开。第一种就是高地居民社区内部，主要是通过排挤亲属而占有拓荒者新开垦的土地。第二种则是圈占公共原始森林。到了1996年，当社区内部土地差不多已经被分割完毕之后，高地居民开始圈占原始森林。在这一圈占过程中，拥原始森林管辖权的通灵者“近水楼台先得月”，率先在原始森林中抢占了大量土地。第三种则是政府的发展规划。在现代“发展”理念引导下的当地政府视高地居民为“落后、未开化和没有生产效率的”，因而积极鼓励“资本进山”，让更为“先进、文明和有生产效率的”沿海地区居民进入劳杰高地投资买地，从事可可、丁香树的种植。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劳杰高地土地的私有化和商品化，并进而影响到更为偏远的内陆地区，从而使土地私有化浪潮有如多米诺骨牌一样，从沿海波及到内陆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