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十多年来,鉴于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用经验数据研究劳动者与工作之间的教育匹配(尤其是过度教育)对收入回报的影响。但是,已有文献较少考虑过度教育的选择性问题,也很少对高学历劳动者进行专门研究。本文使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分析高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匹配与收入回报。研究发现,即使是在考虑了选择性之后,过度教育者的收入仍然显著低于适度教育者。同时,对家庭背景、学校出身、人力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四大影响因素的考察还发现,过度教育确实具有负向选择的特点,那些拥有较低人力资本和较差出身背景的人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

　　关 键 词:教育匹配/过度教育/选择性/倾向值匹配

　　标题注释:本研究得到了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和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曙光计划”项目的支持(项目编号:13SG58)。(本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NSRC)资助并组织实施的“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项目。该项目2009年和2010年的调查曾得到香港科技大学研究项目竞争基金(RPC07/08.HS02)、香港研究资助局优配基金(644510,项目负责人:吴晓刚)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2009030080、20100030415,项目负责人:冯仕政)的资助,研究设计也曾得到香港研究资助局优配基金(644510)的部分支持。)

　　作者简介:李骏,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E-mail:lijun@sass.org.cn

　　一、文献综述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化国家,随着国民平均教育程度的提高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劳动力市场中的教育不匹配——尤其是过度教育现象——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自从1976年弗瑞曼(Freeman)出版了他的先驱性著作The Overeducated American以来,研究者们开始广泛接受教育匹配这一概念,进而研究其现状、成因与后果。简要来说,教育匹配指的是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与其所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教育水平之间的相称或不相称状况,根据两者的相对高低可以区分为适度教育(adequate education)、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教育不足(under-education)三种状况。如果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与工作所要求的教育水平持平,则称为适度教育;如果劳动者的教育水平高于工作所要求的教育水平,则称为过度教育;如果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低于工作所要求的教育水平,则称为教育不足。

　　对教育匹配的研究成果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描述它的发生情况和变化趋势(Groot and Brink,2000),二是考察它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影响,例如对流动率的影响(Hersch,1991;Robst,1995a;Sicherman,1991)、对工作满意度和生产力的影响(Tsang and Levin,1985;Tsang,et al.,1991)等。其中,实证研究最多、理论上也最富有争议的是教育匹配——尤其是过度教育——与收入回报的关系。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又在具体的模型设定上分化出两个研究路径(Bauer,2002)。一是邓肯和霍夫曼(Duncan and Hoffman,1981)所开创的ORU模型(Over-,Required and Under-education Model),通过将明瑟方程(Mincer Equation)中的实际受教育年数分解为工作所需教育的年数、过度教育的年数、教育不足的年数这三项,来估算不匹配教育的收益率和匹配教育的收益率。哈托格(Hartog,2000)曾经详细总结了此类研究在各个国家和各个历史时期的发现。瓦多戈等(Verdugo and Verdugo,1989)提出的另一个研究路径是在控制了实际受教育年数的基础上加入过度教育和教育不足这两个虚拟变量,直接得出教育匹配状况对收入回报的影响。然而,不管采用哪种研究路径,比较一致的发现是,过度教育者与适度教育者相比在收入回报上会处于劣势。例如,麦吉尼斯(McGuinness,2006)回顾已有研究发现,过度教育对收入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比适度教育者低约15%。

　　如何理解过度教育者相对于适度教育者的这种收入劣势?不少学者都指出,至少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解释:职位分配论和人力资本论(Allen and Velden,2001;Hartog,2000)。职位分配论认为,这一现象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主要是由工作职位的特征而非劳动者个人的特征所决定,即使个人的教育水平高于工作所要求的教育水平,个人生产力水平的发挥仍然是受到限制的(Sattinger,1993)。这种观点通常会被追溯到瑟罗(Thurow,1975)有关职位竞争的论述。人力资本论则认为,过度教育者的收入回报之所以低于适度教育者,要么是由于他们主动选择以较低的收入水平来换取或积累工作经验——即过度教育其实是一种刻意的投资,要么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力水平或能力水平更低——只不过研究者无法观测到而已(Hartog,2000)。

　　这两种观点的对立,不仅会将我们导向两种不同的工资理论,还会影响到我们对教育不匹配的性质的理解。如果过度教育真的是一种刻意的投资(Sicherman and Galor,1990),或者只是求职信息不充分或者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一个结果(Jovanovic,1979),那么它应该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会随着劳动者的职业流动而自然地得到解决。但是,如果雇主总是使用学历或文凭来挑选雇员(Spence,1973),或者由于经济不景气而导致高学历劳动者和低学历劳动者一起竞争数量有限的职位时(Lamo and Messina,2010),或者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或需求力量始终处于动态变化时——例如劳动力整体受教育程度的迅速提高或技术升级(Lamo and Messina,2010),教育不匹配就并非短暂的现象而是一个常态。

　　上述理论争议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方法论问题:研究者所观察到的教育匹配与收入回报之间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真正的因果关系?由于OLS回归模型的局限性,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始尝试用其他各种高级统计方法来重新研究教育匹配与收入回报的关系,包括使用个人未观测能力/技能的代理变量(McGuinness,2003a)、工具变量方法(Dolton and Silles,2001)、分位数回归(McGuinness and Bennett,2007)、追踪数据分析(Bauer,2002)、匹配方法(Lamo and Messina,2010;McGuinness,2008)等,但结论有时大相径庭。例如,麦吉尼斯(McGuinness,2008)使用倾向值匹配方法得到的结果与OLS结果相差不大,这使他明确得出这样的结论:过度教育现象确实对个人和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力和工资水平有真实的负面影响,因此不能被认为只是由遗漏变量的问题所造成。相反,鲍尔(Bauer,2002)使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对追踪数据的分析却发现,当控制了未观测的个人异质性后,适度教育者与非适度教育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基本上消失了。由于这些研究都是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完成的,因此,本文意在探讨中国的教育匹配及其与收入回报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