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4批面上基金项目“货币霸权的制度基础与演化路径”(2013M541270)、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奥斯曼帝国晚期边疆危机与治理研究”(45006050208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兴杰，历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国家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

　　从罗马帝国和秦汉帝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建立之后，国际关系史经历了几十个帝国的兴衰存亡，帝国的扩张以及帝国之间的攻伐战争使欧亚大陆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到了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规则也是以殖民帝国的形式传播到全球。帝国既是一种政治单位，也是一种国际体系。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农业帝国、游牧帝国和殖民帝国等不同帝国形式，三种帝国的兴衰源于其内在的悖论，农业帝国在相对固定的空间中上演着统一与分裂的剧目；游牧帝国则需要调和定居与移动之间的难题，殖民帝国受困于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的矛盾。农业帝国和游牧帝国对峙与并存了几千年，终结于殖民帝国，而殖民帝国则被其宣扬的主权、民族主义等因素撕裂，帝国的时代也就落下了帷幕，但是帝国的遗产依然影响着当代国际关系。

　　农业帝国是人类组织形式的一种跃升，通用语、文字、宗教、货币、驿站系统的出现为农业帝国铺设了权力的基础结构。农业技术的革新，尤其是灌溉农业的出现为农业帝国奠定了经济基石。“因为不断增大对土地的利用，所以整个趋向是朝着更大的社会和地域的固定性。农业的成就与束缚是分不开的”。①对土地不同的依赖性使农业与游牧成为截然不同的生产模式，农业是一种延迟回报而非即时回报，需要在固定的土地上进行周期性的耕作。世界闻名的农业帝国分布于河谷地带，灌溉农业意味着对水利设施的依赖，对个体也是一种束缚。因此，“农业帝国的中心都位于人口稠密、农业产品丰富的区域，并且常常有主要的交通运输线——通常是适于航运的江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恒河、黄河)——构成了帝国的主干”。②可以说，农业帝国将自己“囚禁”在一个固定的空间之中，以中国为例，“中国经济网络在分裂之后，若没有中国以外的其他经济体系的吸引，则这片广大疆域的次级体系势必再度凝聚为一个个整合的体系”。③

　　农业帝国要有效治理广袤的土地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手段实现领土范围内权力的集中化、制度化。帝国有两种手段实现对广大地域的控制：郡县制和封建制。前者是纵向一体的官僚制度，后者是分而治之的策略。在古代世界中，军事活动能力的半径大约为90公里，即便是纵向一体的郡县制度也很难实现对帝国的严密控制，由于交通通讯条件的限制，地方长官久居一地便可以割据称霸，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皇帝巡视四方或者安排亲密之人监督地方长官。依靠官僚制度实现对帝国的统治，是帝国统治者的理想。但是这种理想面对的是一个破碎化的社会权力结构，帝国境内存在多元小共同体，或者通过血缘或者通过地缘连为一体，这种共同体的格局对帝国中央政府权力的渗透是一种障碍。这种社会结构不但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而且还可以与帝国政府博弈，国家权力占据上层的地位，社会权力则占据基层地位，国家权力无法完全渗透到社会基层，反过来，国家权力的维持要靠社会基层精英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