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伦理在法律人才素养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我国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在法学人才培养中，仍处于边缘地位。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处于边缘地位

　　在培养目标层面，法学院校对其法学教育缺乏职业伦理教育期待。在这个层面上，本应充分体现出作为法律人才素质重要构成方面的职业伦理。但事实上，39.02%明确规定法律职业伦理要求的院校比例，让人感到遗憾。从这个比例判断，没有理由乐观地认为，法学院校对法学教育的职业教育属性有着充分、清醒的认识。这种认知上的缺位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对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实施没有监督，缺乏实际执行的力度。这也就引出了操作层面展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紧迫性问题。

　　在操作层面看，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紧迫性更为凸显。如果说在培养方案这一认知层面，还有20所法学院校能够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必要性保持认知，那么在实际操作层面，仅有9所院校明确开设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只有4所将其设置为必修课程这一现实表明，即便是那些在培养方案中对法律职业伦理必要性有所认知的院校，在实际层面也会因为种种原因，忽略对这一课程的实践要求。在操作层面，展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紧迫性更为强烈。

　　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落实到政策文本中

　　在国家层面上，有一些政策文本规定了法律职业伦理的要求，比如《国家司法考试实施办法》。但是，教育主管部门却没有在本科阶段明确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培养目标。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中也没有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在国家层面上，尽快强化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紧迫性的认知，并切实落实到政策文本之中，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在行业层面上，无论是从行业准入，还是在行业发展方面，法律职业伦理问题的重要性都没有获得行业的真正重视。从行业准入制度看，在具体的落实层面，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每年仅设置10分左右的分值，使之成为一门或可放弃的课程。从行业发展看，一方面，中国的法律职业行业，尤其是律师行业组织受到诸多限制，无力对违反行业道德规范的行为展开足够力度的惩戒，从而使得商业主义主导着行业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法律职业和法学教育的脱节也使得行业对法学教育的介入不够，准入制度成为引导法学教育发展的唯一中介，而行业在这一中介上的影响微乎其微，这就使得法律职业群体对法学教育，尤其是在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要求方面的影响微乎其微。

　　法学院校可达成职业伦理教育共识

　　在一些国家，法律职业伦理都是其法学第一学位教育的重要内容。在考试制度方面，美国的大部分州要求学生在获得律师职业资格之前必须通过律师职业道德考试，这无疑是一种促进法学院学生进行严格的职业道德学习的有效措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韩国等也将法律职业伦理作为进入法律职业的重要条件。

　　鉴于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紧迫性，解决方案可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在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展开；二是在法学教育层面展开。相对于第一个层面，法学院校积极行动起来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效果。通过对法学教育的职业教育属性达成共识，法学院校可以在职业教育的两个维度即职业技能和职业伦理方面同时发力，培养出真正“德才兼备”的法学人才。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