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庆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 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民主制度的象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市民社会在政府的内政外交领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不断与西方市民社会组织发生冲撞与摩擦，多数情况下致使中国外交陷入被动，对此需要依靠中国的社会组织来有效化解。对于致力于而且也越来越有能力扮演负责任大国的中国而言，充分发育的社会组织将成为中国应对外部压力、构建和谐世界的坚强后盾，在外交上必将发挥政府无法替代的功能。

　　【关 键 词】市民社会/社会组织/中国外交/负责任大国/和谐世界

　　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互动不断增加，特别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社会组织也就是西方流行的市民社会概念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和学界的关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副产品也是时代发展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组织在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中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然而，由于人们对这一相对新近社会现象的认识还不够全面，特别是一些背景复杂的西方组织渗入到尚不够规范、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中国社会组织的结果，使得中国社会组织的角色问题更具歧义。如何正确引导和发挥这一社会新现象的积极作用，不仅成为执政党和政府面临的挑战，也关系到中国对内和谐社会目标能否实现，对外在不断崛起过程中能否迎接挑战、推动和谐世界理念实现的重大问题。

　　一、西方市民社会的概念与角色

　　西方市民社会概念由来已久。近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源于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思想，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在国家产生以前人们天然拥有基本权利并只需遵从自然法则。黑格尔把市民社会定义为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它的形成和巩固是以国家为前提条件的。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但只能与他人发生关系才能达到全部目的。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置于个人和国家之间、对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调和作用的中介体，“包括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一切物质交往”。① 人们由于彼此的需要通过契约结成了共同体——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社会自治形式，由诸多相互关联的生产、消费和交易行为构成的总和，拥有自身的内在动力和不受外界影响的规律，从而独立于政治化国家。② 所以，市民社会就是私人自主性、公共性以及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它基本上承担着积极的社会功能，是政府角色不可或缺的补充。进入现代之后，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观淡化了市场因素，侧重于突出社会的平等互助、情感交流。

　　在西方，市民社会组织在推动公民参与、政治透明和负责任政府及人权方面与政府密切合作，通过强化政府管理功能和推动公开透明的决策过程及监督民主选举而加强民主根基。在发展程度较高的美国，市民社会被认为是独立于国家和市场的组织与活动的领域。③ 中国学者有代表性的定义是俞可平的阐述：把公民社会当做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④ 市民社会即指政府、市场不管而由市民自发组织管理的领域，具有多元、灵活和创新性。公民的积极参与是公民意识和普遍关心政治事务意愿的积极信号。意见的表达和交流不仅增加了应付困难、解决问题的选择，而且有助于社会多元化和社会妥协。公民的自我组织解决身边的问题，满足互益的需求，反对破坏规则的行为，形成广泛的民间秩序。有时，国际组织或市民社会尤其非政府组织（NGOs）远比当地政府拥有更多资源和途径影响事件发展的进程。⑤ 但市民社会在追求变革的同时，必须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发展和保护稳定与和平的责任。⑥

　　市民社会在西方普遍被接受是有原因的。首先，一定程度上市民社会是西方传统上强调的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实现自治、减少政府施政成本、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践机会。如宗教组织一定程度上甚至承担着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管理者角色，这既减轻了政府负担，又减少了政府与民众矛盾冲突的机会。其次，市民社会一旦形成，其内部的独立性和自治决定了它对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设定了运行范围。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廓清了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强大的国家机器在市民社会面前不得不按照既定规则运行，解决了法治国家建设中权力制约的永恒难题，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法治社会。⑦ 再次，市民社会有助于化解政府与社会的矛盾，成为社会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市民社会广泛参与社会事务的结果有利于培养民众主人翁意识，使其更能设身处地看待政府管理工作并自觉代为排忧解难。最后，有责任心的市民社会是政府提高执政能力的伙伴。西方市民社会生成过程也是私人与国家相互博弈的过程，期间曾产生过具有破坏性的紧张对立关系。这种张力被化解的过程是政府在社会监督下提高执政能力的过程。

　　西方市民社会不仅在国内能服务于政府的社会治理，在对外关系上也能成为政府的得力帮手。与外交有关的国际公民社会组织是那些影响或参与到本国外交决策过程，或者直接在其他国家开展活动甚至插手他国事务的NGOs，它们以自己的理念和行动影响着母国与所在国的关系或本国外交，自觉不自觉地充当民间外交实践者。事实证明，无论西方市民社会如何宣称立场独立并在特定问题上与政府唱对台戏，但在国家利益上不可能扮演里通外国的第五纵队。像透明国际和开放社会研究所都是活跃的国际市民社会组织，尤其在对外援助方面。在透明国际倡议下，联合国已确定每年12月9日为国际反腐败日，以纪念公约的签署和唤起国际社会对腐败问题的关注。冷战之后，国际人权NGOs的发展非常迅速。综合性的组织有大赦国际、国际人权联合会、国际人权联盟和人权无国界等。专门性的组织有难民国际、人权观察等。从活动范围看，亚洲人权理事会专门关注亚洲人权状况。

　　近年来在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上，国际NGOs往往有意无意地充当政府政策追随者，其中最突出的功能就是帮助输出西方一贯强调并借以向非西方国家施加的民主价值观，提升以此为核心的道义制高点和国际形象。随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市民社会组织逐渐以其国内行为规范对待中国政府和社会，成为中国与有关国家关系愈益麻烦的一部分。事实上，今天中国与西方关系中的几乎每个矛盾的背后都有市民社会的影子。无论它们是否具有政府背景，都会对中国内政外交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冲击。

　　二、西方市民社会对中国的冲击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外部世界联系加强，越来越多的国际NGOs进入中国。它们不仅仅满足于观念变革，还凭借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及国际关系优势直接参加各种项目，特别是扶贫、卫生、环保、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如国际行动援助、宗教组织世界宣明会与中国政府签订多项合作协议，对边远地区扶贫开发；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组织如卡特基金会也大举进入中国。据统计，2004年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外国非营利组织的代表机构有2000多家，实际上没有登记的可能更多。⑧ 值得警惕的是，国际NGOs的背景形形色色，每个NGO又都有特定的宗旨和组织结构，在中国活动的目标也不相同。虽然大都能在遵循中国法律前提下开展活动，但某些国际组织的所作所为可能与当地法规或地方利益发生冲突，由此全面而深刻地冲击中国社会。

　　国际NGOs大量登陆中国，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影响明显。随着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各国商会、行业协会及其他类型的NGOs，一方面将活动推展到中国，为本国企业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也要求中国建立相应的民间组织作为其打交道的对象，促使一大批具有半官方性质的社团向民间组织转变，诱发了体制内许多新型社团的产生和发展。国际NGOs还积极扶持体制外的各种草根民间组织，通过资助、培训、提供设备、拓展国际交流渠道等，一方面达到特定的活动目标，另一方面培植中国“真正的”NGOs基础。如小动物保护者之家就因国际组织支持而使中国的一些规章制度成为国际NGOs势力的间接牺牲品。另外，中国有关经济改革的科研、辩论和实验从初期就是同国际相关组织的支持和参与紧密联系的。国际NGOs通过提供资助、聘请专家、联系国外大学和研究机构，支持中国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及经营管理者开展科研、研修及会议交流。

　　国际NGOs关注中国的问题之一是所谓西藏人权，2008年“3·14”事件的发生使其攻击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认为，无论流亡在外的还是留守西藏的分裂势力，都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把达赖喇嘛看做施压中国政府的王牌，而NGOs无疑成为这一战略的走卒。2008年“3·14”事件发生后，中国立即受到了大赦国际的指责。自中国申奥成功以来，大赦国际就不遗余力地借奥运对中国政府施压。《新西兰先驱报》报道说，大赦国际2008年曾要求新西兰运动员提出中国侵犯人权问题，⑨ 新总理克拉克还在大赦国际抗议中国的横幅上签名支持。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大赦国际秘书长卡恩向胡锦涛主席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利用奥运机遇“改善”人权。针对大赦国际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人权状况应由13亿中国民众决定，而非其他政府、组织或个人。而中国的官方立场不仅没有化解对立，还被戴上了“极端民族主义”大帽子。就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十天，大赦国际德国总部委托李岱艾TWBA广告公司制作了羞辱中国政府的广告，借奥运体育项目扭曲中国人权状况。该组织还在全德国开展“人权火炬接力”和戴手链活动，要求参赛的德国选手在比赛场内外戴印着“人权”字样的手链。无独有偶，国际NGOs还策划一些好莱坞艺人参加从苏丹到缅甸的“血腥火炬”传递，借以影射中国外交。可见西方NGOs与西方政府对待中国的立场何其一致。

　　即使享誉世界的诺贝尔和平奖也屡屡挑战中国。从1989年授奖达赖喇嘛，到1995年提名“台独”教父李登辉、2006年先后提名新疆人权分子热比娅和独生子女倡议者，再到2008年提名异见人士胡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次都在挑战中国的政治体制。这已背离诺贝尔和平奖的初衷，作为NGO它至少在对待中国时已无客观公正可言。如今的诺贝尔和平奖“越来越显得不够严肃和认真”，⑩ 这个最初旨在彰显维护和发展世界和平的国际荣誉，总以自己的标准评判他人，结果只能制造更多冲突。无独有偶，人权观察批评中国限制外国媒体采访奥运会，无国界国际记者组织指责北京压制舆论和控制网络言论。(11) 2008年，互联网巨头雅虎公司赞助在华盛顿设立了中国“劳改博物馆”，大赦国际美国分部呼吁雅虎总裁杨致远“充分运用其在与美、中两国政府打交道方面的影响力”达成师涛的获释。(12) 设在华盛顿的民主观察组织自由之家最近发表的“世界自由”报告认为，中国在2008年未能适时启动民主改革“令人失望”。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国际NGOs如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兰德公司、汉和防务评论、简氏防务周刊等，针对中国军力经常发表评论，对中国国防建设和对外关系产生了影响。

　　西方市民社会影响中国的动机是明显的。市民社会强调参与和公民权，有助于越过国家边界和社会壁垒，传播民主，改变他国的性质。(13) 作为国际活动中的领头羊和风向标，NGOs对美国外交和国际事务往往产生有助于讨价还价的积极影响。(14) 卡特中心认为，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进一步增多，国际组织会以多种方式对中国农村民主化发展发挥作用。(15) 布什第二任期内推出“变革外交”并增加驻华外交官推进该战略，寻求推动社会政治变革，因为它看到了迅速上升的中国社会内部矛盾。(16) 国会研究部和国会行政中国委员会近来每年都有中国市民社会状况的报告，目的是希望中国发生根本变化，并努力促成这样的转变。(17) 针对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公共外交的困境，布鲁斯·格里高利说，“为了使公共外交做得更好、更有效果，我们必须把与市民社会的合作提升到一个新水平”。(18) 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强调社会组织对美国赢得冷战胜利的功用。(19) 因此，国际NGOs重视与当地社会组织合作，设法帮其对付国内管制。市民社会观察就是致力于动员迅速、坚决有效地应对威胁市民社会权利的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集体表达、联系和组织的机构。西方也通过财政支持、资助研究、提供技术、图书资料、培训项目及法律咨询和政策手段影响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

　　西方市民社会的影响不可忽视。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交往、相互碰撞的过程。由于两国整体实力差距依然很大，中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有时难免处于被动应付的不利境地。当一些西方NGOs在人权、环保、贸易逆差等议题上纷纷向中国发难时，它们的政府却可以置身事外，然而这丝毫没有减少中国承受的国际压力。因为西方草根提供的批评“论据”往往容易引起关注和同情，与之对抗的任何政府势必因激起众怒而丧失道义制高点。那么在开放的今天，一个没有市民社会又坚决禁止发展的国家，是否比有一定市民社会并走向良性循环的国家更能抵御外来影响和渗透？朝鲜应是前者的情形，它的政治稳定显然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周边国家担心的。另外就是苏联，“帝国大厦”长期封闭后的弱不禁风并轰然倒塌和全盘接受并仓促推行“休克疗法”无异在强敌面前自废武功，最终不攻自破。虽然二者的表现不同，但都酿成了政权削弱甚至国家解体的悲剧，根源在于面对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没有与时俱进。面临全球化时代的诸多挑战，中国要保持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环境，就不能不从中汲取教训。

　　目前，陷入西方社会草根包围的中国外交显然是一场不对称因而无法赢取的较量，单凭政府力量难以根本扭转被动局面，一定程度上也使饱受挫折感的广大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和耐心，更有甚者往往把怨气撒在政府头上：要么认为政府懦弱反应无力，要么认为政府“咎由自取”，该受攻击，致使其腹背受敌。如果仍然孤军奋战，政府就难以得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更无法腾出精力对付劲敌。这不仅在于西方看重民间反应，而且可以充分发挥中国民间智慧和力量，使民众在应对西方草根压力的同时，能够在自觉捍卫民族尊严的斗争中切身感受当家作主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增强社会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