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声波振动而存在、在时间中展现、通过人类的听觉器官而引起各种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的艺术门类。从社会学的角度讲，音乐是人类所创造的诸多文化现象之一；人类早期的音乐活动是混性社会文化现象中的一个要素。到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音乐又同时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在中国，春秋战国以前，“音”和“乐”两个词一直是分别使用的。在汉语中，把声、音、乐分为三个层次。按中国古代音乐理论专著《乐记》的说法：“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可见，“声”泛指一切声音，古代又称之为天籁、地籁、人籁等，其中包括各种噪声；“音”特指有秩序、有条理、有组织的声音，相当于乐音缀合而成的音调、曲调、音响组合等；至于“乐”，在上古时代指的是诗歌、音乐、舞蹈三种因素混为一体、尚未分化的艺术活动，孔子时代作为教育必修科目“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的“乐”，就是这种混声性的艺术活动。中国古籍上第一次出现“音乐”一词，是在《吕氏春秋·大乐》篇中：“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此后，“音乐”一词的含义则逐渐取代原先“音”一词的地位，用以指称音乐这一艺术门类；而“音”一词的含义则逐渐变窄，仅指有确定音高的乐音（例如“五音”）。到后来，“乐”一词才作为“音乐”一词的简称而用来指称音乐。在欧洲，拉丁文中的音乐一词“Musica”，起源于希腊神话中掌管文艺、科学的女神缪斯的名字，它的含义不像汉语中“音乐”一词那么明确。但是希腊神话中缪斯的职责是侍奉太阳神阿波罗，从这点看，借用缪斯的名字来转述音乐这一语义演化中，隐含着一种象征性的寓意：赞誉音乐令人心旷神怡的社会功能，并赋予她以高贵纯洁的形象。

　　当人们将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比较时就会发现：①音乐的内容与文学、戏剧、绘画等那些大量地描绘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情景（再现性、描摹性）的艺术门类不同，音乐所直接呼唤、激发的是情感与意志（表现性、表情性）；由情感体验出发，不同的个人凭自己的生活经历而联想到的具体对象也很不相同。因此可以说，音乐的内容具有情感的相对确定性与对象的不确定性相统一的特点。②如果人们对这一特点加以深究，可以发现一个更深刻的本质特征：音乐所用的材料与结构是非语义性的，这也正是音乐与语言艺术的根本分界线。从表面现象看，活的语言艺术（书面记录除外）也是凭借声波振动，通过听觉器官，在时间中展现的，但语言所用的声音有语义，是词义的外壳；音乐则不然，各种乐汇所唤起的联想是从情感激发中自由展开的，不遵守语义学的规则。③从音乐与建筑艺术的对照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形式要素的抽象性和结构规范的严谨性方面，音乐与建筑十分相似；但与建筑在空间中展现（属于空间艺术）不同，音乐是在时间中展现的艺术（属于时间艺术）。

　　简言之，音乐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同时，音乐的内容又充满情感与意志。音乐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活动，既表现了社会成员对客观规律的理解和运用，又显示了社会成员主观上的追求和愿望、意志和憧憬，它承担着传递社会信息与交流情感体验的职能，起着组织与协调社会成员意志行为的作用。

　　人类文化发展中的音乐　原始的生产劳动（狩猎、耕作等）和部落争战所需要的群体间信息传递促使音乐萌发，它和原始语言（社会群体间信息交流的主要手段）、集体劳动和战斗（群体共同进行的生存斗争活动）发生于同一历史时代。在人类有严格语义的语言逐步形成之前，必然有一个运用情感性呼号的阶段。这种情感性的呼号，既是语言的前身，也是音乐的萌芽。在音乐的萌芽中，有伴以手舞足蹈的节奏敲击，有或高或低或长或短的呼号，在带有各种滑音的音调中出现的确定的音律为数不多；这些音乐萌芽的形态虽然简单，却是原始人类群体间交流愿望与情感，表达要求与意志，协同进行劳动或战斗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

　　从实用性交流手段的出现，到文化艺术现象的形成，必须经过一个过程，完成这一转变过程的活动形式是社会群体把规范化的劳动或战斗活动加以复现、演习、操练，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审美发生过程”。原始人类通过模仿禽兽被猎，演示草木繁茂，用象征性的表演制伏想象中的敌人等，既表达了对以往成功的欢庆祝贺，又表达了对未来禳灾祈福的愿望。这些活动在客观上起着情感激发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借助于表演形式的类比作用和表演者对功利效果的想象而发挥的。因此，与感觉器官相联系的形式感与想象力就得到培育。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看，这也就是社会文化现象的原始积累形成过程。科学、艺术、教育等各种成分的萌芽混合在一起的原始文化现象的积累，形成巫文化，而巫文化所运用的手段中，那些培育了审美能力和审美意识的部分，就逐渐发展成为混生性的艺术萌芽（其中包括舞蹈、音乐、诗歌、戏剧、美术等因素的萌芽）。

　　强调人类劳动是音乐得以产生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对的，但不应简单归纳为“音乐起源于劳动”，而忽视了审美发生过程的地位和作用。肯定原始宗教（巫）对原始音乐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是对的，但不应简单地归纳为“音乐起源于宗教”。因为我们不仅要看到在原始文化现象的形式方面音乐与巫术的相关性，还应当看到在原始文化现象的内容方面，音乐与劳动战斗等物质性生存斗争的相通点。此外，在生存斗争社会化的基础上，男女求偶活动发展为超生物的群体间智能、体魄、情感等方面互相展示的信息交流活动，在语义性符号形式的传达不能满足时，自然要求运用更强烈更直观的情感激发手段，音乐舞蹈与造型艺术都受到来自这一方面的推动与促进。

　　音乐艺术手段的各种素材，是通过无数氏族在漫长岁月中的群众性创造，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成的。在目前尚处于社会发展早期阶段的部落或氏族那里，人们仍可以发现许多原始氏族社会流传下来的音乐遗迹，例如图腾祭祀中的集体歌舞，讲述创世传说与本民族历史的长篇叙事歌，欢聚饮宴时唱的宴歌、酒歌和娱乐性歌舞，友好邻村互相访问时唱的迎宾问答歌，青年男女互相表达爱慕之意的情歌，婚嫁、丧葬礼仪所用的歌曲和舞歌，各种各样农事和手工劳动过程中所唱的渔歌、牧歌、劳动号子等。

　　社会发展到奴隶制阶段，氏族社会中有权威的成员集团转化为奴隶主阶级，氏族社会所创造的全民性音乐文化中较为重要的一部分由奴隶主阶级所垄断并加以发展。中国古代祭祀用的“乐”（诗、乐、舞三者一体的活动）完全由奴隶主阶级包办；主持祭祀的巫师作为执掌神权的精神领袖，也身居奴隶主阶级的上层；祭祀所用的贵重乐器也属于奴隶主阶级专有专用，成为权力、财富的象征，并且随着物质生产技术的提高而逐渐精密化、系列化、体系化；氏族社会原有的宴饮音乐，在奴隶主的奢侈宴席上大为发展；乐曲比先前复杂了，乐器增多了，形成庞大的乐队；大量的专业音乐奴隶从事宴饮音乐的演唱、演奏，使音乐的娱乐性增强了。奴隶主阶级的最高统治集团为树立自己的权威，往往编演大型乐舞，例如中国夏代的《大夏》、《箫韶》，周代的《大武》。在某些民族奴隶主的子弟教育活动中，音乐成为相当重要的教育手段，这样的教育制度使这些民族有幸成为古代世界著名的文明之邦，例如古中国、古希腊、古印度。另一方面，奴隶们也在创造自己阶级的音乐文化，他们在为奴隶主享乐而演奏演唱时，不断渗入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艺术创造，奴隶阶级各成员之间也通过音乐来互相交流思想、感情与意志。奴隶们常用自己的歌喉唱出怨诉和抗议，例如中国《诗经》中就记述有唱出“胡不耑死”这类愤怒语句的民歌；同时，他们还在粗陋的木器、石器和瓦器上敲击出激动人心的节奏，以表达他们的情感等。当然，除了奴隶主和奴隶之外，还有自由民对音乐也有需求和创造，对奴隶社会音乐文化的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社会转入封建制以后，社会分工和阶级层次繁复，音乐文化的阶级性形成斑驳缤纷的局面。在帝王的宫廷中，除了从奴隶主阶级那里继承过来的祭祀占卜音乐之外，还制定了各种礼仪制度中所用的仪典音乐和歌颂本朝帝王功绩的音乐，并从全国各地征集乐工和乐曲供皇帝贵族消遣娱乐，中国汉代的乐府、唐代的教坊，就是承担后一类职能的宫廷机构。朝廷官员中不仅有人监制各种乐器，而且有人进行音乐理论的研究，这种研究常同哲学、数学乃至天文、历法以及制定度量衡等结合在一起，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由于精神生产的进一步分化，在封建社会中开始形成职业的僧侣集团，主持寺院教堂的宗教活动，使宗教信仰以更严密精巧的形式渗透到社会广大成员的精神生活中去。虽然不少的宗教教义在理论上公开贬斥音乐，但在宗教活动的实践中却普遍借助音乐手段，因而在实际上，对音乐文化的发展既有束缚，也有推动。有些宗教团体还创造了较发达的音乐艺术品。地主阶级作为封建经济结构的基层支柱，人数远远多于宫廷和寺院的人员，他们所创造的音乐文化，反映他们组织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和审美理想，这个阶级不仅自身参与艺术水平较高的歌曲与器乐曲的创造，而且以其精神生活的要求，协同市民阶级（市民除了一部分身兼地主以外，职业日趋繁多）一起促进市镇商业性音乐活动的发展。相对于宫廷音乐的民间音乐，相对于宗教音乐的世俗音乐，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以自由民身份从事活动的职业音乐家，是这一社会阶段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对音乐艺术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文人音乐家”也在音乐文化上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但是，整个封建社会音乐文化的最丰厚宽广的土壤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所创造的音乐文化，他们占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在自己的劳动生活和社交生活中随时随地创造音乐，由于没有严格的思想束缚，他们所唱出的曲调和敲出的节奏更富有创造性。

　　当市民阶级雇佣劳动力组织生产，把手工业改造为机械工业，实行产业革命的时候，摧毁封建制度的新生产力就在封建社会中孕育起来了。这个代表工业化生产力的新的市民阶级，把音乐艺术提高到新的水平。其情感内容的特征是表达了创造者挣脱神权淫威，争取个性解放的自觉意识；其结构形式的特征是作品的技术构成空前复杂。正由于这个高举反封建大旗的新阶级是工业化生产力的自觉代表者，表达其思想觉醒的意识形态也具有工业化生产力的风貌，代表工业化社会发展新阶段的音乐文化，无论在多声部的和声手段、织体手段和节奏的多层次方面，还是在乐器音色的丰富多彩和乐器制作的工艺水平方面，无论是在记谱法的精确化、立体化及乐理术语的周详化、体系化和演唱演奏作曲规范的严格周密方面，还是在音乐事业内部各行各业分工的多侧、多层和细密方面，都显出了工业化生产力所特有的新面貌。人们常把这种新音乐文化称为资产阶级音乐文化，这是出于对历史现象的表面观察。这一时期的音乐，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部分：①反映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并为其服务的音乐；②反映旧有生产关系残余及其思想的音乐；③反映新生产关系萌芽及其思想的音乐。不应笼统地不加区别。同时，工业化生产方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不同的社会阶级都参与了这个历史运动。在工业化初期，资产阶级通过雇佣劳动来促进工业技术结构的建立，但建立这种技术结构的人有许多都不是资产者，正如不少古典音乐大师毕生穷困一样。不成熟的工业，由于雇佣关系、技术异化和社会生产的无计划性导致大规模的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成为重要的社会运动，从中产生了工人歌曲、工农革命歌曲和民族救亡歌曲这样的音乐文化，这些无疑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意志的反映，是推动历史发展的进步文化。

　　音乐的物质材料和形式要素　各种样态的声波振动，是音乐赖以存在的物质材料，是人类运用各种物质手段发出的，其中，既包括人类天生的器官（发声器官、四肢等），也包括人类所创造的各种器具。人类之所以会造成某种样态的声波，一方面取决于物质条件（生理或生产条件）所提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受听觉审美需求的引导。古人最初追求乐音的纯净性和音程关系的协和性，很可能是受到某些狩猎工具（如猎哨、猎角、弓弦）所发乐音和某些鸟类啼鸣的启发，在自然界的天籁中，具有纯净、协和这类性质的音响和这种声音的泛音列，使人感到悦耳动听，人们才会去追寻、探求，创造各种器具将其模仿、再现出来。人类对声波样态（作为物质材料）的审美追求，推动了歌唱技术、乐器制作技术（作为物质手段）的发展；反过来，新的发音器具（新乐器、电子合成器等）的创制，又提供了获得新的音响材料的可能性；材料与手段的交互作用，模仿与创造的辩证结合，使音乐所运用的物质材料不断丰富提高。

　　乐器是人类所创造的发音器具，当代的乐器学已经根据声学原理把乐器分为五大类（体鸣、膜鸣、弦鸣、气鸣、电鸣），形成科学的系统。但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从人类运用发音手段以支配音响材料的方式这一更广的角度看，可把发音手段区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类发音手段，由人类天生的器官、肢体构成。其中主要的是人声歌唱所用的整套器官，由于器官复杂的生理结构和丰富的性能，使运用人声的歌唱艺术（声乐）成为音乐表演艺术的一大重要门类。此外，口哨、拍手等发音手段，在初期的舞蹈中曾有过重大的作用，其后由于各自的局限性虽都不占主要地位，但在音乐基础教育的节奏训练中，拍手仍有其重要价值。

　　第二类发音手段，由人类运用天生器官、肢体直接激发与控制乐器构成。其中由呼吸器官用气息激发声源的是吹奏乐器（管乐器、气鸣类乐器）；由手的动作激发声源的则有以摩擦发音的弓弦乐器，以弹拨发音的拨弦乐器，以敲击发音的击弦乐器和体鸣类、膜鸣类乐器。上述发音体中，凡是音域宽广，音位齐全，音色富于变化，声学性能丰富，乃至能同时奏出几个不同乐音的，它的艺术表现力就强，演奏技巧就发展得高超。中国传统乐器琴、筝、琵琶、二胡、笛、箫等，现代乐器提琴、竖琴、圆号、小号、双簧管、单簧管等，都各自形成一整套演奏艺术。

　　第三类发音手段，是在人类天生肢体与发音体之间介入一系列部件而构成的复合系统。其中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带有键盘装置的乐器。键盘向人类提供了发展多声部音乐思维的条件。在工业文明条件下，人类可以进一步利用机械和电声手段自动化地演奏音乐。真正成熟的自动化电鸣演奏是通过电脑（计算机）控制电子合成器进行音乐表演。

　　当人们把任何一首优美动听的乐曲像分解化合物那样拆成各种元素时，会发现构成音乐的基本要素是十分简单的，不外乎音的高低、音的长短、音的强弱、音色的差异而已。由这些基本要素互相结合，形成一些常用的形式要素，例如节奏、句法、音程进行、和弦、调式等；由这些形式要素进一步构成一些形态侧面，例如曲调、织体、和声、曲式等。音乐艺术品就是由这样一些侧面综合而成的。

　　音乐的基本要素是简单的，由基本要素所构成的各个侧面的样式形态却是无限丰富的。它们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累起来的，其中有专业音乐家的创造，更有广大人民的创造和积累；正是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群众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以自己的生活和艺术实践使音乐呈现出种种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区性特点，世界音乐宝库才能达到今日的壮观规模。

　　音乐的社会功能　音乐常能在某种具体的实践活动中或具体的社会交往场合发挥某种带有实用效益的功能。音乐之所以能作用于人类的生理、心理状态，其最底层的物质基础是声波对听觉器官的刺激会引起人体内的生理反应（如呼吸、脉搏、血液成分、内分泌，脑电波的变化）以及动作、情绪反应；在此基础上，按一定的结构组织起来的乐音则以其形态样式的整体对应于社会生活的情景、民族心理的特质、阶级意识的显现等。因而能把这类反应导入意志行为和社会情感的轨道，并最终导入人格、情操的范畴。因此，音乐所唤起的人类理性并不停留在语言符号的、抽象的、精神性层次（如知识领域里的概念体系，道德领域里的律令训条）上，而已经落实到调动一整套生理活动的、实践的、物质性的层次上，是一种充满热血激情的实践理性。原始氏族用于图腾祭祀、应功禳灾的乐舞，就具有这类组织交流功能；在社会发展早期阶段渗透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各种歌曲都有这类实用功能。在漫长的手工业时代，各种劳动号子都以自己特有的节奏、音调、句法协调集体的劳动动作，并起着消除疲劳、鼓舞意志的作用。进行曲和军歌统一步伐、鼓舞士气的功能是人所共知的；中国古代有“梁红玉击鼓助战”的故事。各类抒情性的歌曲则以音乐表达与交流情感，使社会成员的思想感情互相引起共鸣，达到一致。各种严肃的颂歌、赞歌和仪典音乐表达了社会成员共同的庆祝、歌颂、祝愿、憧憬，葬礼上的哀乐和悼歌则表达共同的悲痛哀思。

　　音乐的审美教育功能对社会的影响最为深远。音乐能把千锤百炼、高度发展的社会理性凝聚呈现为明显直观、灵活多姿的感性形式，因此它在提高审美感受能力的同时也给人以教育，不仅对智力开发给予有力的促进（提高联想、幻想和创造性想象能力，提高抽象思维、敏慧推理的智能，提高对于外来信息的记忆、反馈能力），而且对各种非智力因素（如自制力、毅力、细心、专注、适度）的培养，以及性格、情操方面各种良好素质的塑造，都具有深远持久的作用。在原始公社时期形成而以后保存在奴隶主子弟教育项目中的“乐”，是音乐发挥其审美教育功能的古老而朴素的形态；它是古代乐教思想产生的土壤，在古希腊柏拉图和古中国儒家的政治理想中都包含这一成分。在欧洲，自从启蒙思想家J.-J.卢梭提出审美教育主张以来，教育中的审美教育因素更加强化。中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和音乐学家王光祈也都提出过美育和乐教的主张。在当代生活中，高尚音乐的演出和传播，是以社会教育形式出现的审美教育活动，它可以对社会成员发挥道德伦理的陶冶和教化作用；如果这些演出和传播不按照健康的审美理想加以规范，音乐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塑造将产生反面的效果。

　　音乐还可以提供有教养的娱乐，有文化的休息，通过松弛的审美享受来积蓄精神的素养和活力。从原始氏族的集体歌舞，后来儿童唱游，到各民族现存的集体歌舞，群众聚会上表演的歌舞节目，都发挥这样的功能。通俗轻松的娱乐音乐，在古代社会中常作为宴饮音乐出现，在后工业文明的条件下，则常作为餐厅、茶座、商场、候车室等及其他休息场所的背景音乐来播放，以增强日常生活中的愉悦情趣。从这种社会功能的反面表现来讲，娱乐音乐中格调低下、趣味庸俗的部分可能对人类精神生活产生消极影响和腐蚀作用，这是有必要抵制和克服的。

　　音乐的另一种实用功能是用作保健和治疗的手段。无论在古中国或古希腊，还是在中世纪的阿拉伯，都曾有著名的学者、医师用音乐治病，提倡音乐治疗。有些民族长期以来保持着用舞蹈、歌唱和演奏打击乐治疗精神抑郁症的风俗。在工业生产条件下，在一些噪声很大或过于寂静的劳动环境中，劳动者特别需要佩戴附有耳机的耳罩，边劳动边欣赏音乐，这种文明保健设施对劳动者的身心健康大有裨益。随着工业文明走向成熟，音乐治疗在近几十年来已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音乐的体裁样式　在音乐这个艺术门类里，由于艺术实践的条件不同，形成了众多纷繁的体裁和样式。对音乐体裁的分类，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是由于人们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音乐。因此，要理清音乐的各种体裁样式，也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加以整理。归纳起来，大体上可从下述五个角度分类：

　　①按照社会生活中使用音乐的不同场合，或从音乐的社会功能分类。如和劳动相联系的夯歌、渔歌、牧歌、田歌；和青年男女交往相联系的情歌、恋歌；和风俗习惯相联系的酒歌、婚嫁歌、丧歌；用于国家仪典的国歌；用于行军队列的军乐；用于体操、滑冰的运动音乐；用于娱乐休息的舞曲；用于宗教的经文歌、弥撒曲、众赞歌等。

　　②按照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相结合的运用方式来分类。如和语言相结合的歌曲类；和戏剧表演相结合的歌剧、戏曲类；和舞蹈表演结合在一起的舞歌、舞乐、舞剧；和电影结合在一起的电影音乐等。在上述体裁里，有的音乐处于主要地位，有的处于次要或陪衬地位。总之，这些体裁正由于有了音乐的配合而更加完美动人，同时，音乐也因不同条件的制约而获得了不同的形态和性格。

　　③按照音乐表演所采用的不同物质手段来分类。首先可以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在声乐体裁中，有独唱、齐唱、重唱、合唱。大型的声乐体裁，如大合唱、康塔塔、清唱剧等，都由上述四种声乐样式按不同方式组合而成。器乐体裁的类别纷繁庞杂，归纳起来，不外独奏、齐奏、重奏与合奏。按照演奏乐曲所使用的乐器及乐器的组合形式不同，又有小提琴独奏、弦乐四重奏、木管五重奏、钢琴协奏曲、交响乐、铜管乐、丝竹乐、吹打乐、锣鼓乐等不同的体裁样式。

　　④按照乐曲的结构规模、织体类型、节拍速度、表情性格来分类。如组曲、变奏曲、回旋曲等，都和一定的曲式结构相联系；赋格曲、创意曲、轮唱曲都属于复调织体类型；小夜曲、嬉游曲、谐谑曲、幻想曲、狂想曲等和乐曲的情绪、情调相联系。欧洲许多器乐体裁起源于民间舞蹈音乐，如波尔卡、波洛奈兹、萨拉班德、加伏特等，已作为独立的器乐体裁来创作和演奏；这些名称所表达的概念，已成为某种特定的节拍、速度和表情性格的标志。

　　⑤按照乐曲的民族特点、地区特点来分类。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都有自己特有的乐种，它们的名称带有自己民族和地方的特色。例如，同是高亢、辽阔的山歌，一说到信天游就想起陕北黄土高原的风格，一说到长调就想起内蒙古草原的风格，一说到花儿就想起黄河上游湟水流域的风格。在欧洲，指称民谣风格的歌曲有一些语义相仿的名称，有的指法国北部的，有的指法国南部的。在中国的器乐体裁中，如江南丝竹、河北吹歌、潮州锣鼓等，都明示了地方特色。

　　音乐的体裁样式是纷繁的，随着音乐艺术的发展和人民文化生活的提高，音乐的新的体裁样式，将不断地被创造，使音乐艺术日益呈现出缤纷斑斓的形态。

　　音乐艺术生产的发展历程　音乐艺术的生产过程，在古代并无一度创作（作曲）与二度创作（演唱、演奏）之分。在记谱法未曾发明之前，音乐作品的生产过程是离不开表演过程的，修养较高的演唱家、演奏家能够在表演时对传统曲目予以加工发挥，乃至进行即兴创作，这在中国古代歌手和传统乐器演奏家中是屡见不鲜的。这种习惯和能力，在近代中外的一些民间歌手、戏曲表演家和乐师那里仍然保持着。

　　在古代，从事音乐表演艺术的人分成了两支队伍，一支是从事声乐表演的歌唱家，另一支是从事器乐表演的演奏家。随着乐器的多样化发展，不同类型的乐器所要求的技能训练往往差别很大，演奏家的队伍中自然形成了细密的分工。专业分工促进了器乐演奏艺术的提高，各种乐器的高超演奏技艺百花争妍，有力地推动了音乐艺术的发展。

　　古代的乐器演奏家常常身兼乐器制造者，中国古代的琴人都要学习选料造琴的手艺。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乐器制造所要求的生产技术越来越复杂，制造业就从演奏者那里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特质生产行业；由于不同类型的乐器制法颇不相同，乐器制造业从一开始就在内部形成了细密的分工。某些种类的乐器，其制造家享有盛名，在音乐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在音乐艺术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逐渐借助愈来愈多的符号来进行音乐艺术的生产。在人类发明记谱法之前很久，弦乐器上的音位和管乐器上的孔数已经起着符号的作用。当人们进一步要求用一套统一的名称来称呼不同乐器的各个音高时，就出现了音名、律名体系。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罗马都用本民族文字的字母称音乐里的各个音，这个传统为近现代的整个欧洲所继承，并流传到世界各国。中国古代，早在周代就有一套律名（黄钟、大吕等12个律名，相当于现代的音名），同时，在论述音阶各音级和调式时还有一套阶名（宫、商等5个阶名）。音名、律名用书面符号记述，成为乐谱的谱字，谱字的读音成为唱名。乐谱是音乐艺术生产过程中强有力的符号手段，它对于音乐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可与文字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性相比。中国北朝、隋、唐诸代宫廷乐工通用燕乐半字谱，后来，半字谱的谱字读音用汉字写出，成为工尺谱。欧洲古希腊有音位谱的萌芽，11世纪正式出现以彩色或黑色横线配合彩色或白色横间各个位置上的音符表示音名、音高的记谱法；13世纪在德国兴起“有量记谱法”对音符时值节奏作出明确表示。两者都为后世的五线谱所继承。同时，古代的唱名谱、奏法谱继续传承至今。20世纪以来在中国广为流传的简谱就是古代工尺谱的接替形式。

　　随着记谱法的发明，作曲者通过写谱来完成音乐创作，作曲就从演唱演奏者那里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创作活动。在作曲专业形成的同一历史时刻，一批人从事乐谱的抄写、绘制、制版、印刷的行业出现了。乐谱印刷业的形成与更新及其内部各道工序的技术工人的培训与提高，是音乐事业获得发展的必要环节。

　　为了理解和掌握各个音律之间的音程关系，古人通过计量管或弦的长短已懂得可以借助数学手段。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古中国的管子以及他们的门徒，通过对于弦乐器的弦长或管乐器的管上长的量度，懂得了可以通过数学计算来思考音程关系，这样，数字这种符号手段就不仅仅在编号的意义上，而且在严格的数学计算和逻辑推导的意义上，成为人类借以掌握音高、音程的符号。律学就是用这种符号手段来从事研究而形成的一门音乐科学，在和声学诞生于意大利的欧洲16世纪，数学也担当了接生婆的角色。

　　键盘形式这一符号手段，在近现代音乐基础知识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键盘上，虽然每一个个别键子都是演奏发音的物质工具，但是所有键子组成的整个键盘形式却提供了一个视觉的观念模型，使人们对于音律、音高、音程的认识、理解、思考和运用，能够更为简便轻松地进行。

　　唱名是一种很特别的符号，它有如任何语言的语音外壳对语义起提示作用一样。由唱名连缀而成的音节序列（唱名词汇）对一串乐音的音程和音高起提示作用。对于唱名的这种语义性提示作用的认识和运用，是在几百年的音乐教学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当人们根据乐谱来进行排练与演出成为制度，当作曲家所写的不仅是一些独奏、重奏的乐谱，而且是有乐队参加演奏或有合唱队参加演唱的总谱，那么对排练和演出的组织方式就提出了崭新的要求，指挥这一专业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

　　在音乐家中还有教育家和教师。音乐事业中的教育活动之所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不仅是由于从事音乐工作需要掌握相当细致复杂的专业技巧，而且还由于，音乐听觉、音乐感、对音乐情感的共鸣，是音乐欣赏的必要前提，而这种心理素质与艺术素养的获得却非一日之功，必须通过长期的、系统的、全面的音乐教育。音乐教师所从事的工作有两种：一种是用音乐手段从事教育，一种是教育人从事音乐活动，两种工作不可偏废。良好的国民普及音乐教育不仅可以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与社会道德风尚的改善，而且为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坚实雄厚的基础。

　　随着社会音乐生活和音乐教育的发展，需要有一部分音乐家对大量的音乐作品及音乐现象、音乐史料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工作培育了音乐学家。在音乐学家的队伍中，随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差异而自然形成细密的分工，例如，以音乐现象的发展变迁为对象的音乐史家；以当代音乐生活为对象的音乐评论家；以音乐的审美价值为对象的音乐美学家；以音乐的工艺结构与形态技法为研究对象的作曲技法与表演技法理论家；以各民族的民间音乐为对象的音乐民族学家等。

　　音乐艺术与工业技术相交叠而形成的专业，除了在乐器制造方面不断延续以外，还在别的领域里继续发展。既有音乐素养又有声学技术的建筑师队伍是音乐事业所不可缺少的。录音放音电声设备的生产是又一领域。要求技术手段保证乃至改善音乐演出的艺术效果，是不变的总要求，也是这些领域的工程师要共同领会并为之奋斗的总目标。用电声技术丰富音乐演奏的艺术表现力，是音乐与技术交叠的又一领域。用电子计算机辅助人类的音乐想象力和创造性音乐思维，以探索创作音乐作品的新技法，是又一新领域。当然，由人亲自演唱演奏音乐的生产方式还将继续存在。不同的生产方式将互相启迪，互相吸收，在更高水平上互相综合，并通过新的技术手段与姊妹艺术形成新的结合，使音乐艺术生产达到空前广泛、全面的繁荣，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和提高的审美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