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许鞍华的一部《黄金时代》，尽管票房惨淡，却成功地让萧红这个原本颇为冷门的女作家成为了一种热门现象，凡“文青”“小资”言必称萧红，人人莫不以谈《呼兰河传》《商市街》为荣。然而，这位命运多舛、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一部电影、三两本作品、几篇影评，或许都不能让你了解一个真正的萧红。喧嚣过后，静下心来，选取几则当年的关于萧红作品的书评，从一个新的角度，试着感受她吧。

　　萧红生前结集出版的作品并不算多，《生死场》与《商市街》，就算是1930年代中国文学青年们尚能看到的代表作了。

　　在1936年的《清华周刊》上，就刊载有这两部萧红代表作的书评，应当是当时最早发表出来的萧红书评了。这两篇书评，从青年读者的角度，给予了萧红很高的评价，对这位时年25岁的才女颇为赞赏。此外，在第四十四卷第二期、第四十五卷第六期，在这两篇萧红书评前后，尚有对萧军《八月的乡村》、《羊》的书评，也都提到过萧红，也都是将萧红、萧军的作品并列，来加以比较研究的。也由此可见，萧红成名之早，并不仅仅在于鲁迅等文学导师级人物的单方面提携，并非只是小圈子里的友朋追捧；而是在同时代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共鸣与反响，且已拥有一定量级的“群众基础”了。

　　《生死场》 瑕疵不掩作者热力

　　1935年12月，《生死场》初版发行，四个月后，书评即面世了。署名为“石”，发表于1936年4月的《清华周刊》（第四十四卷第一期）上的书评，对《生死场》的评价，在鲁迅与胡风之外，又别开一番生面。书评者开篇即强调说：

　　《生死场》“写的只是哈尔滨附近一个偏僻的村庄”（胡风读后记语），但它“预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鲁迅序《八月的乡村》语）。这就是《生死场》，也就是今天的中国。

　　显而易见，书评者把《生死场》的文学与社会学价值拔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不但将其视作中国农村生活现场写真版，更将其视作中国未来命运的寓言式作品。这里引用到的鲁迅评价，当然至关重要，但有意思的是，这是将鲁迅对萧军作品的评语挪用过来的；与此同时，在后来对萧军《八月的乡村》、《羊》的书评中，书评者们又都不约而同地将萧红作品的特点拿过来相互比照。看来，萧红、萧军对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描写，的确是有某种共性的，的确是对那个时代的青年读者们都有着相似的吸引力罢。

　　这种吸引力，源自何处？当然，这不完全是来自于萧红的文学天赋与写作技巧，而主要的更来自于国难当头之际的民生想象与时事关注。众所周知，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迅即沦陷的中国东北地区，当地民众的实际生活状况，都一直在日本侵略者及其汉奸伪政府势力的封锁之下，鲜为外界所知。而这一时期对沦陷区民众生活的描写，不但被日伪势力视为“禁区”，国民党当局也对此讳莫如深，在“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驱使之下，对沦陷区状况有意无意地加以掩盖。在这个沦陷区与外界有如隔世的特殊的“真空时代”，萧红作品的可贵，正在于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般的将这些“禁区”一一揭示了出来。这篇书评的末尾，对此就颇有戚戚焉，文中这样写道：

　　读了《生死场》后，也许你嫌它结构粗松，辞句上欠些修饰，这都是的。尽管有这些瑕疵，也掩饰不了作者的热力，我们今天听不见一点东北弟兄的消息，有多少血和肉，都悄没声音的轧成了尘土，萧红抢着用快镜摄下来这一片段，看起来虽然有点血迹模糊，却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心头了。